逃世与逃亡：作为预言家和隐士的张爱玲

八风不动

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曾说，在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之间，张爱玲平均每周搬家一次。张爱玲也曾在给夏志清的信里写道：“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这些当然都是夸张的说法，但张爱玲晚年频繁搬家，次数难计，确是事实。

她频繁搬家是为了躲避跳蚤。她自称“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只要在居所发现这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跳蚤，她就会立刻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搬家。

这种逃避当然是病态的，若与她17岁那年所写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相对照，更有触目惊心的苍凉。

张爱玲这辈子都在逃，但与晚年这种病态的逃避不同，她此前的逃世与逃亡，都是洞悉世情后的正确选择，极为清醒。
张爱玲对人生实在看得太透，透彻如明镜，所以独立，所以自主，不做姿态，却比任何人都更有姿态。

她做到了逃世，极少出门，直到与胡兰成热恋后才有露面，以至于这几年间，除了诞生了一部部作品之外，很难寻得她的其他记录。据说，她连人都不愿见，有人来访，她甚至会自己站在走廊里隔门回答“张爱玲不在！”

隐居者如她，并不怕寂寞，一页页掀过的旧时光，旁人看来触目惊心，于她只是岁月静好——她是“成名要趁早”的人，却也更早懂得了淡漠。

除了爱情，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她逃世。奇女子的爱情，也总与世间情事无异，哪怕她看得再透，文字里的清醒渗入骨髓，也终究当局者迷。

1949年后，政权易主，留在上海的张爱玲也曾主动迎合。于是，便有了《十八春》的诞生，它有一个“革命文学”式的尾巴，有志青年响应号召参加革命，一如同时代的左翼文学。如果不是作品中的张式文字和细节，真的很难让人相信这出自张爱玲之手。十多年后，身在美国的张爱玲改写《十八春》为《半生缘》，将最后这部分删掉，让故事在惘然中戛然而止，变成了真正的张式作品。

当《十八春》变成《半生缘》时，曾经喜迎变革的留守知识分子们，已经在一茬接一茬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那些自诩顺应时势，在新政权里分得一杯羹的新贵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成了弃儿，甚至成了被批斗的对立面。
很多人曾经诧异，一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张爱玲，为何会“及时”选择逃亡之路？而那些年轻时就沾染政治的知识分子，又为何不能察觉危险，反而沾沾自喜？

与逃世时的世事洞明一样，选择逃亡的张爱玲，也远比那些留守知识分子更洞悉时势。作为一个东欧文学爱好者，我屡屡被前苏联以及其他前东欧国家的逃亡知识分子打动，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沃什、昆德拉……流亡是一种不妥协，也是对人类终极走向的洞察，从这一点来说，流亡者即使颠沛流离，也是捍卫人类文明与尊严的先知。而在中国的流亡知识分子中，张爱玲虽不起眼，却最值得探究。

张爱玲的离去极为突然，甚至连自己的弟弟都不清楚。张子静曾回忆：“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地方，此生没再回来。”

因为呆板衣服而选择逃亡，在某些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敏锐如张爱玲，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你连不穿某种衣服的权利都没有，那你还能拥有什么权利？而权利的失去，本身就意味着对个体的戕害。尽管在此前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上，张爱玲仍可以穿着旗袍坐在齐刷刷的人民装之间，但她很清楚，这个权利将会失去，其他的权利也一样。所以，她才会在《浮花浪蕊》中称深圳罗湖“是个阴阳界”，从这里过境香港，就是“阴间回到阳间”。

冀-山水

人间净土

张爱玲

张爱玲

八风不动

张爱玲是一个极其聪慧的女子，有着别于常人的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