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L《生命运动健康学》丛书——《苦人的心里话》

离苦得乐

服务于大众始终是我的信条，在我的心中，生命是平等的，患者是一样的，我给予每个人的治疗是一样的。几年来，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百姓，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身无分文的乞丐，在我这里都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无力承担医药费用的得到免费治疗。我常说，我是认人不认钱，认人不认权。一些人出于善良的愿望和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邀请我共同创办医院，也有一些人意欲霸占我的技术，把我作为“摇钱树”或其“御用工具”，我坚持的原则是不能为人民看病的医院不办，延误广大患者治疗的邀请不去。我的这个原则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它是我1993年7月23日第一次走上讲台向人民许下的愿。我的这个原则得到了百万患者的支持，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憎恨，甚至几乎招来“灭顶之灾”，所以我期望得到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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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平静对待的是那些患病的孩子们，几年来他们撕碎了我的心，吸干了我的泪，让我这个一生漂泊、四海为家、无牵无挂的老人，尝够了这世间“亲情”的折磨。面对那因为脑瘫而无法行走的小小身躯，面对那因为聋哑而迷惘失神的一双双眼睛……我真想大叫大喊，我感到了千斤重担。生命多么美好，那是天宇间的灵光，那一个个暗淡了的生命灵光彻夜在我眼前闪现，我要把戈壁滩上被风吹折的小草扶起来，我要把断了翅膀的小鸟捧飞上蓝天……
有一天，那个因打针致聋致哑的维族小姑娘阿依古丽突然手指屋檐，发出声来：“爷…爷…小鸟…又叫了……”，我的心一下子乐开了花，这个聋哑多年的孩子听到小鸟的叫声了，生命的春天又回来了。“小鸟又叫了”这几个音符在戈壁荒原上欢快地飘荡，染绿了一棵棵红柳，唤醒了一株株胡杨，引得那沿海椰林、戈壁红柳、北国雪松、南国木棉，万千生灵齐声欢唱，这几个音符就是那报春的歌，它传递着一个信息，生命科学事业的春天很快就要来到了。
我常想，是我拯救了百万患者的生命还是百万患者给了我新生？我给百姓贡献出了生命科学的思想和治病救人的技术，而百姓回报给我的是亲人般的信赖、无私的理解与同情，我治好了病人的病，他们温暖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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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面对我这个犯人所创造的医疗奇迹以及社会不理解的现实，几千名患者联名呼吁社会对我的关注，那些老将军、老领导以及医学界专家们亲自拿起笔来宣传报道我的事迹，一批批记者顶着压力，不远万里前来采访并以写内参的方式向高层领导报告我的真实情况，当他们知道我的案子隐藏着冤情时，他们不计个人名誉、不顾个人风险采取各种方式通过种种渠道为我奔走，有的直接找自治区领导以及劳改局了解情况，有的找到四川省法院递交诉状，有的直接找到中央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当面反映情况，有的以组织的名义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报告，还有境外的朋友一次次飞到首都、飞到新疆……我的冤情南充监狱没有解决，新疆劳改局没有解决，却在各界朋友、广大群众的关心和努力下得到了解决。199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责令四川省高级法院再审。同年11月，四川高级法院责令绵阳市中级法院再审，终于在1997年做出了胡万林无罪的终审判决。
我从大墙内走了出来，走向社会、走向人群、走向广阔天地……结束了大半生游离于世外的孤独生涯，我给人民的是一滴水，人民回报我的是江河大海。
当我离开新疆的时候，人们说我留给了新疆一座边城；当我离开新疆的时候，人们说我是两手空空。
是的，二十年来，当我离开新疆的时候，当我离开太原，离开西安，离开河南商丘，离开豫西监狱……的时候，我都是身无分文，但是我已不再是无家可归的浪子，不论我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温暖的家园，百姓给我的情给我的爱又何止千万！
我是一棵树，人民是沃土，在那宽厚的胸怀里，有我的根，那是我事业的根，更是我生命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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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的路是一条改革与实践的路

１、传统医学必须大胆改革

面对社会医疗费用急剧增多，面对大量的黄金滚滚流进医院，面对“绝症”、“顽症”、“疑难病症”铺天盖地，肆虐横行，一个个完美的家庭在疾病面前衰败破产的惨状……，有人在对国家经济投入横加指责，说什么1998年美国国会批准用于研究癌症的经费是2400亿美元。说什么“一个国家对医疗投入占国民投入的比例，标志着其文明进步的水平……”，也有人为抬高自己的身价甚至打着“神方”、“秘方”的幌子趁火打劫大发横财……
我要说，这个医疗现状是医疗从事者的耻辱，是众多学者专家的耻辱。现在是我们医疗界得了病，我们应该首先给医疗界诊诊病、治治病。生命不可能得“绝症”，只有医学才会得“绝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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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的医生在诸多疾病面前束手无策？为什么顽症、绝症、不治之症越来越多……？当然，生存环境恶化使新病发病率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医生、医疗思想和医疗手段，理论太多而治疗技术跟不上；思想保守，手段陈旧，在诊病方面，只认疾病不认生命，只认现象不找生命源泉。识不准病症找不到病因进而错论病理，估计断病、大概用药，再加上那么多“头衔”那么大“架子”，用不负责的托词搪塞病人。我们是治了百姓的病呢，还是要了百姓的命呢？我收治的病人，皮肤癌患者很多，有一位新疆小姑娘，几年的时间她从新疆到北京，从北京到哈尔滨……跑遍了中西医各大医院，一家一个诊断，一家一个说法，钱花了无数，奔到223团门诊部，我的诊断是皮癌，72副药后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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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医生，特别是中老年医生，满脑子的理论，满脑子的框框，对传统医理药理死记硬背、疲于奔命、缺乏实践、不敢突破，这样的医生工作效率怎么会高呢？治疗效果怎么会好呢？他们永远都是古人的学生，永远都当不了古人的老师，这样，我们的医学事业就难有什么大的发展。
更可笑的是有些专家用自己的水平定义中医，象某中医院院长，说我不是中医，说我的疗法不是中医疗法，而是巫医疗法，说什么中医诊病1小时５个定额，而且都要建立严格的病历，既要写出中医诊断还要写出西医诊断等等。在我看来，这个发言不仅仅是有失水准！如果说效率高的不是中医而效率低的是中医，那样一天只能看一个病人不就成了中医鼻祖了吗？我不知道古人诊病是否建病历，但他们是不会写西医诊断的，他们是中医还是巫医呢？况且这个李院长从没有对我的工作做系统了解，怎么就断定我不建病历不写诊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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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有个院士更是出了个登峰造极的笑话，他对我的工作首先提出一系列夸张的假设条件，然后精确地算出我“36秒钟就能治愈一个病人”，并以此为题发表文章。这个实证主义“科学大师”犯了一个幼稚的错误，那就是假设条件错了，他夸张得还不够，我不是一天工作10个小时，而是每日工作近20个小时，我不是一年300天工作、每周休息一天，而是从来没有休息日，我不是36秒就“治愈”一个患者，我是医生而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我工作在医院而不是生产线上，是十几秒甚至几秒种就完成对一个病人的诊断。此外，我想说明的一点是我每天除了诊病、开方、发药，我还吃点饭、写点东西、还要查房，对心情不好的患者做点开导工作，接待考察、接待采访……，这更让院士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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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院士的这个幼稚的错误提示了他们的根本缺点，那就是不调查研究而主观臆断，不实事求是而吹毛求疵。他们站在科学圣殿的大门两侧手持大棒，象武大郎招工，看不顺眼就一棒子打死，还奉赠一顶“伪科学”的帽子。正是这样的“学阀”、“学霸”败坏医学乃至整个科学界的风气，限制着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阻碍着科学事业的前进。
医学要发展，传统要打破，中医学框架要重建。传统医学必须大胆地大刀阔斧地改革，这是民族发展的需要，人类健康的需要，是阻挡不了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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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医学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我们的医学工作者首先从纷繁复杂的理论中摆脱出来，走向实践，只重书本理论而不重实践是我们医学界患的致命病。现在理论成了一切，求学学的是理论，考的是理论，工作时眼睛还是盯着理论，晋升职称要看你写了几篇论文，当院士要看你提出什么大道理编了几本书……这个体制害了年轻人，害了百姓，学者们总希望用他们对人体疾病那点可怜的知识来解释整个生命世界，让学生去死记硬背古人的书，再用他编的书，用那些牵强附会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束缚着学生的思想，也束缚着学生手脚，使他们渐渐地钻进理论的网，一生都走不出来，渐渐地，千千万万个大脑就靠一两个去思考。常常有人抱怨老师教的多半没有用，也常有教授们说不这样教又怎样教呢？这是多么可悲的事，为什么不能将盯着书本的眼睛转移到大自然、转移到一个个生命、转移到种种疾病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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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搞医学的人理论不要大多，更不能拿理论迷人，只知道拿理论去教学那就错了。只能教学生胃病怎么治，心脏病怎么治，单刀直入，目前医学的理论著作几百万册，但是治病呢？止痛就是安痛定，胃病就是三九胃泰，解决了什么大问题？说一种我治疗的病例，叫硬皮病，就这个病有本著作近100万字，道理的论述大概还没完，但致病的原因最后也还没确定，因此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我治这个病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我也没管他什么免疫系统，也没管他血热血凉，在我看来，皮肤全部死掉了，我就来个“造肿”，几肿几消也就好了。大家都在迷人的理论中自我欣赏，那不是空谈理论害死百姓吗？
我从来没有丝毫否定理论作用的意思。我也写书，我也总结，我也有自己的理论。我反对的是人们学习理论、对待理论、使用理论的态度和方法。我常说：“从小到大易昏，从大到小易明”，“从小到大易精，从大到小易成”。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青年学生，全部知识几乎都是从书本上一点一滴地学来的，而自己感知的、发现的微乎其微。有些书把人们迷住了，有些人把人们迷住了，有些事把人们迷住了。看上去很聪明的人不知不觉地对别人产生了迷信，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强，书本中那么多东西自己不懂，渐渐地变成了书本的奴隶。试想，一个人从儿童启蒙到拿到博士学位要上多少年学，而在成年到退休总共才多少年，而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中又发挥了多少作用？仔细计算一下，你有多少时间在想别人没想的事情？在做别人没做的事情呢？
我们应该从一个勤学书本的人变成勤于实践的人，那种一点一滴积累知识、堆积知识的学习方式是错误的。要从书中跳出来，到实践中去，到自然中去，从感悟自然大道开始，要从大到小。人们看上去很聪明，似有满肚子学问，但我看人们象疯子，就象人们看我象疯子一样，因为我和人们认识事物看待事物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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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举一个例子，关于先天性疾病和后天性疾病哪个好治的问题。先天性疾病在现在的中西医看来，除了个别的用外科手术移植修复之外，根本无法治疗。按老百姓的说法也是“胎里带的”不可治疗。在我看来，先天性疾病比某些后天性疾病好治，如先天性聋哑、脑瘫、先天性心脏病等，治愈率就很高，而由于后天原因导致的药原性疾病或医原性残疾治疗效果却不理想。为什么呢？因为先天性疾病是肌体中部分器官生命力没有形成或被抑制而没有调动起来所致，这样，功能就激发不起来，或者器官本身发育不完整。但多数情况下其生命和生命力赖以存在运行的器官、经络脉络还是完整的，采用“革新疗法”、“改变疗法”打通经脉、培植新生命力、修复缺损形体，有些机能是可以培植起来的，有些器官是可以得到完善发育的。但是，如果是由于创伤、用药或过度治疗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后天疾病，肌体脏器经脉被破坏了，残缺不全了，再想打通或修复培植新的生命体就难了，有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这就是“从大到小”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思想。（实践注：大概50年前，所谓现代医学发达的美国学术界认为，人的阑尾是无用的器官，所以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把阑尾割掉了，近年来又说阑尾是有用的器官。割掉的器官功能怎么恢复呢？）
当今医学界所患的第二种病是对继承传统医学的态度存在问题，只讲古为今用而不顾客观实际，讲继承多，讲发展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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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医二十多年，接治过各类病人，现在生态环境与古人不同，吃的、喝的与古人不同……，有这么多的“不同”，我们还去照搬古人的书、抄古人的方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确立了这样一个思想和信念：作为人类四大医学文明之一的中华医学，给人类提供了很完善的医学基础、系统理论和治疗方法，中华医学参大自然万物为治疗依据，是最优秀的医学体系，经过千百年的实践，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医学遗产，这些医学典籍，无不闪烁着中华文明灿烂的光辉。但是，任何典籍都有其局限性，且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抄修改，有些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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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看《本草纲目》时也是几度沉迷于其中，但多看几遍再对照自己的观察与体验，便发现书中有许多问题。《本草纲目》汇集组合了中医、中草药性以及系统性治疗，全面总结了中华医药学，从气势上形成了一部伟大的中华医药学巨典。可是其中很多粗糙的、勉强的、大概的、差不多的、似乎有点效果但又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东西，也被这种伟大的气势掩盖了，也许有些是来自神秘书本的、来自神秘人物的、根本经不住推敲的，根据我的考证，李时珍有著书之功，无尝食百草之实，他是一介书生，久病成医，不少汤头药性他没有亲自尝试过。此外，自《本草纲目》于明万历年间问世以来，至今已近400多年历史，它经过无数人的修改，掺加了不少个人的见解和看法，有的明显打着古人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以达到被人接受的目的。由于种种此类原因，书可能被改好了，有时也可能被改坏了。《本草纲目》如此，其它医学典籍又怎样呢？今天人们只是走进了古人伟大恢宏的著作中，倘佯其间，但都走不出来。古人那些沿用百年的经验成了今天人们行医用药的框框准则，药性被束缚了，“人性”也被束缚了。我主张大胆实践、重组药性、打破陈规、解放药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医学焕发生命力，取得突破性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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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医学是非常保守的，是保养医学，医学的步子走偏了，路子走错了。为了治病而治病，讲究对症下药，其实是对而不正，只治现象不治本质，只治疾病不治生命，没有从生命世界、生命形态整体上去把握。正因为中医存在着那么多问题，才使得在近代“西学东进”的大形势下人们逐渐地对中医失去信心。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医是有生命力的。中草药的药性有多种功能，比如说治胃药，下肚可以对肝、脾、肾都有治疗的功能，中医是综合治疗，西医西药是直对直，说不好治胃还要损坏肝脾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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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是实证的医学，是唯“体”的医学，是没有生命的医学，与中医相比，西医历来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身体缺了什么就补什么，多了什么就抗什么、解什么，明显带有简单机械唯物主义的色彩。如伤口感染了用抗生素，结果产生了抗原缺体复合体，积聚体内而引发新的疾病。现在西医也认识到人体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机体，开始强调系统施治，北京301医院徐迎新博士就强调了这种观点。但目前西医对人体这个系统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中医的深度，更没有认识生命和生命力。沿着这条实证主义的路子，西医永远也无法揭开生命之谜。
近年来发展起了那么多诊病治病设备手段，在诊病方面是进步了，这不能不说是科学技术对医学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远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诊断完全依靠仪器设备分析数据，认识不了生命和生命力，诊出的病也是中晚期居多，只是给病人一个预告甚至是“死亡通知”。在治病上西医专家承认西医是单一性医学，而且医一时医不了长久，医疾病医不了生命，甚至是破坏生命摧残生命，如摘除膀胱换一个人造膀胱，结果损害了其原来健康的肾赃和肝脏。再如：对癌症患者的放、化疗，实际上是对患者的慢性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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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需要改革，怎样改革？从何做起呢？，我看就应该从实践做起。我自称是对传统医学的改革者，但我首先是个实践者，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遍访名山大川，餐风饮露遍尝百草，对《怪歌汤头》《本草纲目》等古籍中的药材进行广泛的调查，重新确定药性。对《本草纲目》进行了全面校订，重新确定了一千二百味药的药性，增强丰富了中草药的效力，活跃了中草药，综合了西医疗法。此外，我重新组织了方剂，打破了千年禁忌。如认识了甘草富有多种药性功能，有害于多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对一些药物，如雅蛋子、黄芪……等，大大扩展了其适用范围。
另外，在我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治疗理论和治疗方法，丢掉了“小方”、“单方”，对以强大药性队伍为基础的“大方”，进行了独特的方剂组合。
改革给我的医疗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二十年来，从223团中医门诊部到太乙宫终南山医院，太原晋祠运动疗法研究院再到商丘市卫达医院，不夸张地说，我接治的病人近百万人次，而且80% 是所谓“绝症”、“疑难病”患者，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人们说我工作的医院是“天下最后一座医院”，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但它确实说明了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的程度并暗含为治病所经历过的艰难与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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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工作的医院，患者少时一二百，多则千余人，平均也有四五百人之多。按通常的办法，需要多少专家、医生、护士呢？可我一个医生全应付了。如果没有深入的改革，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改革是我走向成功的秘诀。例如用药，上千味药我随心所欲，应用自如。我从无单方，单方只是用药分类，每日仅分十个或十几个单方，每方用药少则几十种，多则百余味至200味，在我手中上千味药放在一起，穿插使用，形成一个巨大的药性队伍。就象手中调动千军万马。
有些不调查研究的人攻击我说：“所有病人都吃一样的药”，“病人每天都吃相同的药”，甚至说“所有的病人只吃一味药——芒硝水”，真是愚笨之极。病人不是三岁的孩子，他们自己知道观察，如果真象那些人说的那样，病人早就走光了。事实上，每天都要诊断，每天用不同的方，用一个方至少还有加不加元明粉，加多大量，加生的还是熟的等等不同。这样，多种排列组合后，一个病人先后要用多少个“单方”呢？无数个。在每个病人身上都组织起一个强大的药性队伍，对疾病进行攻击围剿。人们应该看到，我大刀阔斧地改革了传统的中医药学，改变了传统的诊断方法、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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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批评某一个人，我更不是对学者教授们抱有成见，我也不是想争名争利抬高自己。我不收钱财是百万患者明见的，我的“名声”也被人们抬得够高的了，请问哪一位医生有这么多患者追随呢？所以说，我对当今医疗界和个别专家的批评没有任何私心，我只是认为当前人们的医学路子走错了，走上了毫无前途的崎岖小路。我想通过我的大声疾呼把人们惊醒，把人们引到大道上来。我希望大家互相批评，互相学习，共同担负起振兴中华医学、振兴东方文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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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的事业是我们民族的事业，也是全人类的事业

我出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所悟所证的自然生命健康知识贡献给人类 ，示范引领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的医学，回归到简单、简明、实效的自然大道。
我坚信，不久的将来，人间、政府会给我提供一个合理合法的平台，接受我九死一生所悟所证“天人合一”的最简单、朴素、最低限度占用地球人类生态资源的生命体自然健康知识。

钱学森教授曾说过：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发展的世纪。我们正站在向生命科学进军的起点上，但更多的人是在这个起点上踌躇徘徊，更多的人只是将生命科学放在口头上。
全新的生命世界将开始运转。人类已经在有形的物质世界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这种成就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展着。信息革命时代缩短了世界运行的时间，而人类的效能工具、运载工具的飞速发展正在缩小宇宙的空间。但是，当人们回顾人类辉煌成就的时候，却又看到成就背后令人感到恐惧的空白……在认识自然、开发自然的时候却对人类自己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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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正对人类本身的生存构成毁灭性的威胁。我常说，人类找到了煤和油，但失去了整个地球；沿着粒子学的轨道人类制造了原子弹和氢弹，从此一代一代人开始为寻求消灭核武器而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努力；沿着工业化文明的轨道人类创造了二十世纪工业的世界，同时使得人类后代摆脱不了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的伤害。近百年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但我们人类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没有生命的科学是没有前途的科学，没有生命的文明是短命的文明。
当人们认识了生命科学的重要性时，为什么人们还停留在生命科学起点上徘徊不前呢？
在我看来，这首先是个解放思想的问题。人们需要从近百年的自然观、方法论、思维模式、研究模式中解脱出来，以全新的自然观、方法论、思维方式来理解生命现象，研究生命的本质，最终才能打开生命世界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