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的GDP统计和经济增长秘密（陈平访谈）

鲁明义

观察者网：陈平老师您曾经提到，学界在某些关于国有企业、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学术共识，但是这些意见却很难见诸国内媒体；与此同时，您认为中国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们反而相比于一些长期活跃在媒体、论坛的中国经济学家更与时俱进一些，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对中国的发展路径有了清醒的认识，或者还只是在通往清醒的道路上？

陈平：我认为，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在学习能力上存在本质的不同。以典型的西方议会制政府为例，议会制就意味着执政者只是局部利益、或者地方利益集团的代表，并不将国家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负责。此外，在这一政体下的各党派轮流执政，就意味着执政者只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寻找平衡。曾经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所处时代的问题，同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天欧盟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致的：其一，企业的福利负担过重；其二，企业不允许或者难以解雇工人，在英国正是由于工会势力过分强大也导致企业无法解雇工人的，而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保护的是夕阳产业的老工人的既得利益，付出的代价则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居不下。就撒切尔夫人的贡献而言，她对工会的打压部分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使失业率有所改善；但即使这样，英国的制造业也无法同东亚相抗衡。于是，英国选择了与美国同样的道路，让制造业出走，并以看上去高盈利、高增长的金融业为经济支柱，并且做大做强，这样反而使本国越来越走向空心化与去工业化。

因此，同样以“市场化改革为旗帜”，实际上中国与英美在同一历史时期所选择的改革方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就改革而言，我认为邓小平真正的贡献，实际上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在中国的“自由化浪潮”和“动乱风波”中，受批判最多的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到今天这两条原则的历史意义，连傅高义等美国学者都看到了。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能用市场化一个词来简单概括，实际上这一过程的内容十分复杂，中国是在提高政府的效率、提高国企的竞争能力的同时，还开放乡镇企业让农民进城；这些都可以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开放性”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方。

试想一下，在中国过去30年中，大约有1亿5千万到2亿的农民进入城市，与此同时，正在不断老龄化的日本、美国、欧洲每年允许接纳的合法移民仅仅数十万；并且美国由于有1千万以上的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存在，所以仍能算作半开放状态；但日本却始终拒绝放开移民，但这必将导致日本经济困死在岛内。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发现，中国在对内与对外两个开放的方向上究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如果按照西方的一般理论，中国城市尚未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又怎么能开放农民工进城呢？在他们的观念中，为保证城城市居民就业，必然禁止农民工进城，但这将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死路。实际上，当下中国城市的繁荣，是无数进城的农民工带来的。因此，我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都不是用华盛顿共识、或者用市场化改革一个词就能说清楚的；而是需要对全世界的竞争格局、产业兴衰有充分认识，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兼顾共同富裕，处理好区域差距与贫富差距。

解决中国区域差异问题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沿海先发展、内地后发展”的问题。当前整个欧洲危机的实质，其实是德国为全力保证本国、特别是西德工业体系在欧洲的核心地位，将其他欧洲各国的工业全都变成附庸化了。而附庸化后的各国又无法消化本国的就业人口，因此不仅是东欧国家，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也开始衰落了。但中国的沿海地区在成长起来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带动内地投资了。将中欧的两种情况加以对比，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博鳌论坛上中国的领导人可以与时俱进。我在英国接受半岛电视的采访的时候指出，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有一个西方所无法采用的办法可以解决利益集团的制衡，那就是中国地方官员的调换制：沿海与内地互换、中央与基层互换，在调换的过程中促使领导人换位思考，从而理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需要，所以中国在面对金融危机时可以果断地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并进行整体统筹，这在西方民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的。

观察者网：那现在在不断的提，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应该转向以拉动内需、扩大消费为主，陈平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陈平：我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并不是靠简单的拉动消费就能解决的。例如，当前中国正在推动的教育产业化，其实质是财政中的教育拨款不足，因此允许学校以开培训班等方式创收、自给自足，最后畸形化为卖文凭。但这些方式其实可以制度化、正规化，将现在是“卖文凭”的培训班转变成面向社会的公共教育。

而国内有些经济学家不断鼓吹拉动消费，其实是文不对题。我认为，国内消费低迷的问题可以通过两个例子加以解释：其一，由于中国的出口渠道全部由跨国公司控制，中国工人和企业的利润率被严重压低，收入不足如何拉动消费？其二，由于当前政策鼓励财产性收入，使得中国大城市周边的农民全都变成不事生产的土地食利阶层、新地主，而且他们的数量相比土改时期消灭的地主更多，这如何能成为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呢？所以说，如果中国要拉动国内消费，应该拉动社会性消费。而这些就是对教育、医疗加大投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收入差距。因为，城市里的地价上涨、生活成本又比农村高许多，这就造成现在城市中的赋闲农民大批返乡，所以才出现“民工荒”、“保姆荒”。因此，仅仅以收入衡量贫富差距，我认为是极端片面的：我的学生在华尔街投行10万美金的年薪，连请朋友吃饭都不敢，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逃到郊区去了；所以收入根本不能完全代表富裕。

但如何拉动社会性消费呢？我认为，北欧、德国和日本在贫富差距问题的处理方面做的比较好，他们各地区的学校、医院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而中国则在这方面学习美国，好学校周边卖天价房，而且中国各地区的高考录取比例还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增加财产性收入就是在呼吁增加食利阶层的寄生性收入。

因此，中国不仅应该鼓励农民进城，还应该鼓励城市的退休人员下乡养老。乡村本身空气好、生态好；而现在这些人留下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好医院都在大城市。而在现在西方国家，好医院都是跟着老人搬到了生态良好的山区，这样也有利于帮助城市与乡村缩小贫富差别。既然中国传统一直提倡“告老还乡”，那么为什么干休所要留在北京上海？中国人最传统的中国梦不是桃花源记吗？为什么要把自己困在在污染严重的大城市走不出去，让大学生和农民工进不了城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模式也是值得讨论的：到底是学习北欧、德国、日本式的，城乡交错的平衡生态的城市化；还是孟买、洛杉矶、纽约这种贫民窟的超大型城市？我认为现在的问题都出在北京、上海这类超大型城市，而不是中小型城市。

所以穷不是问题，机会不均等才是问题；但是中国恰恰是教育与医疗布局不平等，这是严重的问题，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应允许的。恰恰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力图改变的，在“文革”结束后这一问题反而愈发严重了，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因此，我们在分析各类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不要跟着一些国内经济学家的话语走，其实他们说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实际上教育、医疗的严重不平等，也是现在城市化模式的问题。如何拉动消费，拉动什么消费？我认为是公共消费少了，但是寄生性的、食利性的消费多了。

流浪的萤火虫

穷不是问题，机会不均等才是问题；但是中国恰恰是教育与医疗布局不平等，这是严重的问题，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应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