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周 璇琳 未曾说一字

璇琳

光明日报刊文：我们需要一支兼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队伍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目前，国内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进展相对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队伍的建设滞后。目前队伍分别是由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儒学的学者组成的，其中能够兼通两者的学者很少，往往自说自话，一旦涉及两者深层关系问题，只能以宏大叙事来应对，缺乏学理上的阐释力。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今天，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就需要培养一支学贯中西、功底深厚兼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研究队伍。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要系统的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为以儒学研究为背景的学者，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提出了良好的条件与环境。恩格斯曾经强调读原著的重要性：“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儒学学者应该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这样才能走进马克思，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努力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相关理论问题的阐释力不足。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要对儒学有深入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人，有着深厚的国学背景和修养。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最初的自由主义者都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根底。他们与那些始终坚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样，深受儒学系统教育。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从儒家文化出发来理解、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随着儒家于社会生活中逐渐式微，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学养也逐渐薄弱，其结果是原有的共同儒学基础的缺席，加之学科分科化的发展，致使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与分散于文史哲三个专业的国学学者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之中。

很多时候，往往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并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而批儒学的人也没有读过儒家经典。彼此的讨论常常不是对着根本的东西来，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自言自语，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沟通的平台。如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讨论与研究之进展缓慢也就难以避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终绕不开儒家思想这个大背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建立在中国人对儒家文化认知与认同基础上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不了解中国文化，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几条原理，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更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只有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又懂得中国现实的人，才有可能将三者融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璇琳

《清明上河图》藏了什么危险的秘密

大约在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中后期，张择端为宋徽宗绘制了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其周密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客观地展现了商贸繁忙的开封城。其实，这位充满儒家思想情怀的宫廷画家更想警示宋徽宗：繁华中的开封城内外正在发生些什么……

管理失控的开封城

仔细研究《清明上河图》，会发现整个开封城竟然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城市管理失控。

开封城内外有120个坊，按照北宋的消防法律，每一坊应有一座望火楼和一队消防兵。画中有一座用青砖砌起来的望火楼，但已被截去高层，改造成供休憩用的凉亭，里面摆上了小桌小凳，望火楼下面的两排兵营也已改成饭铺和茶肆（图①）。在河中，没有一艘巡江的消防船，之后酿成了“火烧连营”的惨剧。图中也没有督粮官，大量的官船和本来用作采购600万石官粮的费用用于采运花石纲，私家漕船则趁机纷纷将私粮运抵开封，准备控制都城的粮市。据文献记载，几年后，开封的粮价便上涨了4倍。

画卷的中心爆发出戏剧性的高潮，由于河道和桥面缺乏管理，无人值守，出现了大客船与拱桥即将相撞的险情。桥上占道经营的小贩们拥挤在两侧，坐轿的文官与骑马的武官狭路相逢，轿夫与马弁各仗其势，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图②），拱桥上下交织成立体交叉的综合矛盾。

护卫内城的土墙被多年的雨水快冲刷成土坡了，坡上杂树丛生，上面的城楼毫无防备措施，下面的亡国之门洞开着，城门口没有任何守卫，往外穿行着几匹出城的骆驼，牵着骆驼的驭手有说是胡人，队尾的随行者持杖而行，还不时打量着周围，这是来自域外的驼队，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现在就要扬长而去了（图③）。画家唯独将骆驼队和胡人画在没有任何防卫的城门口，其中是有警示用意的。他的担忧并不多余，在北宋后期，辽金两国的奸细相继多次暗察汴京城。1126年冬，金军攻下开封，冲进一座座像这样不设防的城门，直扑禁城南熏门！

怠政又放纵的吏治

官员和吏卒们都在哪儿呢？他们不难找，这儿就坐着一堆——在城门口外的递铺是一栋高等级的衙署，宅院的沟壕内有木板加固，墙上交叉排列着尖刺，一座木桥与院门相连，这是朝廷公文出宫后的第一站，然后向四处传送。九个兵卒散坐在门口，左侧的卧兵前摆放着公文箱，右侧的一个士卒趴在公文箱上打瞌睡，院子里卧着一匹吃饱喝足的白马，显然它们在苦苦等待主人起身出行。本应在清早出行的差役队伍，快到晌午了，还迟迟不能出门，真实地表现了北宋末年冗官冗兵和拖沓低效的吏治局面（图④）。

街头的官员和吏卒，有的歪戴幞头、衣冠不整，更有一些官员在忙忙碌碌，他们在忙些什么呢？

有忙出乱子的。卷首，迎面跑出一支踏青返城的官家队伍，一路喧嚣。前有护卫开道，后有马弁挑着食盒殿后，青纱轿顶上插满了鲜花和野草，高耸其间的骑马者应该是男主人。有侍从还挑着猎获的山鸡——宋代诏令禁止在二至九月狩猎，真是无所顾忌（见题图）。在这支横行之伍中冲出一匹受了惊吓的白色官马，正飞也似的冲向前方，三个护卫紧追其后，惊呼不已，凉棚下一老翁见状急忙招呼在路边玩耍的孩子回家，另一持杖老者落荒而逃。在白马的前方是几家小店铺，拴在柱子旁的黑驴最先惊恐地跳起来，给节日伊始的画面平添了紧张气氛。

有忙出闹架的。在古代，进城第一家一定是城防机关，在这里，城防机关变成了场务（即税务所），难得有在城门口值守的官差，但不是为了防务，而是为了收税。税务官统一装束，皆着右衽长衫。在场务门内立着一台大架子秤，专门用来称重货物，说明当时的贸易量增多。四个车夫运来的货物显现出捆扎后的凸包，捆扎的大概是纺织品。一个运输工进屋向税务官报税，税务官欲出具文书；另一个车夫向门外的验收官递交货单，还拿出毛笔要写着什么，可能这个验收官说出了一个大数，引起另一个车夫张大了嘴，惊叫起来（图⑤）。北宋的商业税实行5%的高税制，即过税（商业流通税）加住税或买卖交易税，其中包括3%的商业流通税和2%的买卖交易税，此外还要对车船征收“力胜税钱”，其中纺织品的课税最高、民怨最深。

有忙得要闯祸了。城内闹市“孙记正店”旁的临街小屋，本是军巡铺屋，相当于消防站，现已改为军酒转运站了，屋墙还依靠着3杆带圈的长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这就是用于扑灭火苗的工具“麻搭”，本来在它顶端的铁圈上应该缠绕上许多麻绳，以便于在着火时蘸上泥浆压制火苗。屋里的水桶本应盛满消防用水和泥浆，眼下立着八只酒桶，三个弓箭手奉命来此押送军酒，供禁军过节之用。他们在临行前例行检查武器，如临大敌，正中一位戴着护腕的汉子正拉满弓试弦，他大概刚饮完了酒，浑身爆发出力量，左侧一位正在系护腰，右侧一位在缠护腕，都在作试弓前的准备活动。不远处，有两辆四拉马车飞驰而来，他们拐弯还不减速，醉驾的驭手满脸通红，路人躲闪一侧，使街中心险象环生。他们和拉弓的士兵是一伙的，前来装运酒桶（图⑥、图⑦）。假如这个时候发生火情，都将酿成大祸。这些本应该在望火楼或城门口出现的军卒却精神抖擞地忙碌于运酒，画家以黑色幽默巧妙地揶揄了这几个馋酒的兵卒，与递铺门口懒散的走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择端的期盼

阅至卷尾，画家所要表达的隐忧之情油然而生。

事实上，历数前面种种失政的社会和失态的官兵等事例，北宋历代朝臣多有上谏，如占道经营、船桥相撞、城墙失修、私粮控市、官员仪态等，这些奏文至今收录在南宋赵汝愚编的《宋朝诸臣奏议》一书里，其结果是少有改弦更张，多为愈演愈烈。早年生活在市井、后供奉在朝的张择端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他仍想在画中揭示吏治之松和军纪之散，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并最后在卷尾表达了他的忧愤之情：一家挂有“赵太丞家”牌匾的高档医铺，门口赫然竖着两块招牌“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太医出丸医肠胃病”，表明这是一家主治饮酒过量造成的肠胃损伤的医铺。屋里有两个妇人在讨要醒酒的药方，兴许是家中的男人喝酒过量了（图⑧）。此医铺有“太丞”之衔，意味着这家郎中退休前曾是御医。可见北宋后期朝野嗜酒成风的陋习导致了严重的宫廷问题和社会痼疾。画家对开封城的军政败相和一系列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并表达了诊治的愿望。

这个时候距离北宋灭亡尚有20余年，如果宋徽宗尚有警觉的话，引以为戒，励精图治，有望守住大宋江山。然而，此时的宋徽宗已经接受了蔡京、童贯之流给他设定的坐享“丰亨豫大”之计，不愿理会画中描绘的一系列不祥之兆，他仅仅是认同张择端的写实技艺，写上题签、盖上双龙印就将《清明上河图》转赠给外戚向氏了。历史给予宋徽宗的一次重要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