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一文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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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一文的评论（释慧超）

    今天有幸收到长安香积寺方丈本昌大和尚转来的一篇文章：《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并嘱咐我随文作一篇评论。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是一篇关于西方宗教与中国宗教的对比性文章，而且其标题就带有结论性的。于是，我带着对中国宗教与文化的关心和热忱，认真的拜读了一遍文章。由于自己多年来，从事中国宗教的学习与实践，特别是对于中国佛教的认知，自认为还是积累了点点滴滴的心得体会，于是，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对于此文的评论。由于本人学识有限，若有观点偏颇之处，祈请方家不吝斧正，将不胜感激。

    文章中说：“今天，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宗教。”

    首先，来谈一谈我国的现行制度。中国的制度，简而言之，无非是继承了前苏联的共产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之后，我们的制度之上又为之添加了“中国特色”四字，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总之，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与理论基础又无非是马恩列斯等思想。所以我党人员初期是称之为苏维埃政权，是信仰共产主义文化。建国初期，便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其中比较著名的且关系到文化的便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间。后来，被冠以“十年浩劫”称之。），对儒释道三家的文化进行全社会全员参与，全方位、立体式的大范围、多层次、广角度的进行破坏、打倒、消灭。说白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创造与把握一切机会对中华文化这颗千年大树进行刨挖、拔除与打倒，提倡的口号是一切推倒重来，建立新秩序。本来，儒家文化，经过民国期间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就已经变得非常的脆弱，经此一劫，更是支离破碎，土崩瓦解。比如，作为老师，这个在全世界都视为神圣的职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广泛的得到尊重与爱戴的“灵魂的工程师”却被我国有关人员虐称为“臭老九”。对于那些生活在“人间炼狱式”时期的老师，也绝非我们这代没有亲身体验所能感同身受，不去经历我们就永远不会懂得的。而道家及其文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复兴起来，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复兴”与“周易”相关的四柱学（俗称批八字，又叫八字算命。）、堪舆学、风水学，以及西方星相学（中国亦有星宿学），并且，现在一些大学都开设了相关的研究生课程，能够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而往往这些相关的“文化”，在各大网站的宣传与发展中处于方兴未艾之时，除了占据了很大的板块之外，更有甚者，还专门组建了此类的独立网站。

     而对于佛教的发展与生存来说，在解放之初，直至文革期间，都没有幸免于难，与道教、儒家文化一起遭受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洗礼。从此之后，更是一蹶不振，以至于人才匮乏，传承断绝，法脉中止。在六七十年代时，寺庙被拆除，亦或变更为学校、机关、工厂办公机构与场所，里面的神像几乎无一幸免于难，都被打坏与拆除；僧尼被勒令还俗、娶妻生子，从事生产，参加劳动大改造。在八十年代初期，政策逐渐好转，特别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开始了又一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恢复工作，那时的大陆所剩余的寺庙，如果能够找到既懂得法事活动，又有一席之地可以弘法布教的人，犹如凤毛麟角呀！1992年1月，中国佛教协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会议，时任会长赵朴初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人才”，指的就是“僧才”，“僧才”是要从各地出家僧众中选拔和培养的，而僧尼又来源自社会。前期，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对佛教的误解，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弭的，佛教的僧尼来源于社会，服务与回馈于社会。不过，时至今日，佛教的人才还是青黄不接，短期之内，难有成效与作为。

那么，中国文化的不彰与没落，问题出在哪里呢？国内大部分的共识是，自清末民初已降，对外战争的节节失利，每战必败之后，引起了很多济世救国有识之士的反思，产生了极大的文化不自信，逐渐“西风东渐”越吹越劲，在此大环境的影响下，我党的有识之士不也是引进了西方马恩二位先生（马克思认为几千年以来，人类发展史上最大的矛盾与问题就在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掠夺。依据历史唯物论，马克思曾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结果倒是，苏联老大哥的共产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唯物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宗教、文化、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可以说，其对国人的影响是翻天覆地，史无前例！想必文章作者也知道，在国外大多数国家，人们信仰有神佛论者居多，相信因果报应的文化思想。相应的共识是，承认有神佛存在、因果报应，相信为善享乐，为恶受苦的思想（在这里先不讨论其有与无）；那么，人们在做人处事，必有忌惮；若是在健全的法制与监督之外，再加上我人对因果轮回、无限生命的思想，古人常说：“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尽人事。”如果人人本着自己对生命生活生存负责任的态度，相比当下的监督机制、预防腐败方法岂不是更加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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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如今我们国人却是把什么CCP或其所谓的Party文化奉为信仰的圭臬！而对任何事情的评判，都以Party文化思想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现今人们所信仰的文化可以说是凌驾于一切文化之上，是高屋建瓴的思想，永远的伟光正。在国人精神的庙堂之上，无人能撼动与与之改变。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能造就出的是一代代具有什么精神、道德、文化的人呢？！不过，亦不用担心吧，造就的或许不是一代代经过强奸而孕育出的畸形的思想、精神、文化、道德吧！借用文章作者的话说：“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是不是也这样说，我国这种类似于宗教的政治模式与制度，必然也会决定了文化（谁有能力让整个社会、学校，乃至家庭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有培养与营造的文化氛围与取向的环境呢？！），想必，这样的文化又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显而易见，既可以知道我们周围一些人的性格了），诸如时下的拜金主义、享受主义、投机主义盛行，道德滑坡，被媒体爆出的“佛山小悦悦现象”，难道只是个案吗？老人倒了，我们却不敢扶？2014年央视春晚小品《扶不扶》中形象的说：“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难道不是在一种制度的主导下而产生的文化与教育又导致了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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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文章作者举反腐败为例说：“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 宗教。”文章认为：“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恰恰是中国三大宗教不昌的原因而导致了文章中所说的道德问题。

对于中国的宗教与文化问题，我在上面已经简单的点明了，想必有独立思想的读者就能想到症结的原因所在。举凡文章作者所说的种种现象，却是更加证实了发展与复兴中国三大宗教与文化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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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文章作者对比中西宗教文化指出：“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

    众所周知，“人之初，性本善”是出自儒家《三字经》，是千百年来诱导蒙童的启蒙教育读物。它的核心思想包括了“仁，义，诚，敬，孝。” 后边还有半句话是：“性相近，习相远”。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由此可知，虽然人生下来原本都是一样，但是从小不好好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所以，人从小就要好好学习，区分善恶，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儒家讲的是人是可塑性的耶。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也。

    下面，我仅以佛教的思想来说一说人的本性问题。佛教有句话说：“业不重不生娑婆。”又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这里所说的业是梵文karma的意译。一般来说，指的是人们的造作的善、恶、无记业。这个‘造作’指的是我人的行为（身业）、语言（口业）、思想（意业）。“业不重不生娑婆”指的是我人行为、语言、思想三方面所造作的善业、恶业及无记业（不属于善恶业所摄，即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不苦不乐业。），如果是不特别多的话，就不会出生在我们这个世界。它主要是侧重过去为因而讲的，不过，现世为人只是果报身而已。佛教提倡人是可以塑造的，所谓命自我立，一切的苦乐都是自作自受。当下（现在际）即是种未来的因（从一期生命来说，通于当下开始的未来际，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相互为因果；从三世来说，过去世为因，今生为果；若是今生为因，来世便为果；三者互参，互为一体，缺一不可。）。在佛教《三世因果经》中，一言以概之说：“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前面有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我人今生所积累的财富与名利等，人死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唯有我们所造作的善恶业随着我们的去投生，只要是因缘条件具备之时，我人造作的善恶业还需要自己承受，即是自造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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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说，作为人的话，内心会具有贪嗔痴三种毒素。所以，为人就要不断的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语言、思想。因为，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人的心亦会随之不断变化，随顺我意时，便会产生乐境，违逆我意时，便会生起苦受的境界；不苦不乐便是无记业。与之相应，凡是我人造作的行为、语言、思想方面的善恶无记业，会产生相应的作用，因果循环，丝毫不爽，所以，也就有了善恶业随身之说。故此，明代的名儒王阳明说：“擒山中之贼易，捉心中之贼难。”依照佛教来看，一切烦恼的主要根源就是贪嗔痴使然，所谓“擒贼先擒王”，要破除烦恼，就得先讲求如何把贪嗔痴这三种毒素去掉。

有句俗话说：“经是好经，全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同理，中国传统的三大宗教：儒释道是好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移风易俗，改善社会人心，提升人的道德品质，只是没有很好的弘扬和提倡，整理与挖掘而已。试问：谁人不让我们数千年的中华宗教、道德、文化广泛的弘扬与提倡呢？为什么作为中国人的宗教，却在大学中没有正式的相关课程与专业呢？诚如，书云女士《万里无云》中说，自己在中国接受了从上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却不知道中国有位被鲁迅和梁启超并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玄奘”。而在我们的教育中却没有玄奘其人的具体介绍，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及文化、宗教的悲哀吗？！作为中国人，应该是传承中国文化之人。换言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传承的载体与继承者，而不仅仅国籍是中国人耶。

    对于文章中提到的：“人心是黑暗的。不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笔者对于这些言论，反倒想试问一句：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中，会有文化大革命呢？是谁能制造的文化大革命呢？人们怎么制止不了呢？……很多的问题一起涌上心头，也不能畅快淋漓的言说，个中滋味，各位读者朋友，不知能明白吗？在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中国竟然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恰恰是需要我们反思与省悟的时候，这难道不是某种外来Party文化、专政思想的作祟与驱使吗？当今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普世价值观：公平、正义、自由三个基本要件。无外乎是对人心的去恶存善，去伪存真，追求真善美的事物。笔者认为，只要每一个人用真、用善、用美去表达对世界的爱，对生命的爱。我相信世界将会更加美丽，生活将会更加灿烂。对于人心的分析与追求真善美的描述，我想在世界上任何宗教的文化之内，再也无能过犹中国文化的思想范畴了，特别是佛教的思想理论更加值得关注。

    再者，在西方国家，很多著名的大学前身或是教堂或与牧师（神父）的支持相关，传授的知识亦是包括有宗教教育。比如，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就是为纪念在成立初期给予学院慷慨支持的约翰·哈佛牧师所命名的一所世界著名的学府。在英国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简称：Oxon.）中也有很多的学院都是教会举办的，诸如：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和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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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也义不容辞的担当了社会教育的角色。在云南上座部的寺庙与西藏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同样都承担与扮演着着社会教育的角色。从学习母语到外语（梵文、巴利文等），从世间典籍到佛教经典，一应俱全，而且，佛教在很多经典中还提倡教徒学习五明（五种技术知识），亦称“五明处”、或“五明学处”。“明”谓学问、学科，为古印度的五门学科，概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体系。此所谓五明分别是：（1）.声明。即研究语言和名、句、文身等如何构成的学问。（2）.因明。即逻辑学及辩证法。（恩格斯在《世间论》中说:“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辩证思维才成熟。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马克思也说:“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3）.医方明。相当于现代的医药科学和医疗技术。（4）.工巧明。世间的各种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根据《瑜伽师地论》卷十五中“工业明处”说：农，商，事王，书、标、计度、数、印，占相，咒术，营造（雕塑），生成（豢养六畜等），防那（纺织、编织、缝纫），和合（调解争讼），成熟（饮食业），音乐等十二种均属此。（5）.内明。即佛学，指释迦牟尼佛的言教。换言之，学习五明即是学习科学技术。例如，我们今天的建筑学即是五明之一的工巧明。对于儒家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也扮演了教育的角色，例如，著名的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南湖畔）、岳麓书院（今湖南长沙岳麓山）、嵩阳书院（今河南郑州登封嵩山）、白鹿洞书院（今江西九江庐山），合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这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按照作者文章中所说，“外国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的确，人的一生难免不会犯错误。难得是犯错之后还能够及时改过。其实，这亦是忏悔的一种方式。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句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出自《左传·宣公二年》）” 改过就是忏悔，即改正过失和错误，这是古人很看重的一种道德修养。孔子说过：“过而不改，是谓过也。”子路说：“闻过则喜。”而荀子亦曰：“非我而当者，吾师也。” 在《论语·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宋·朱熹《集注》释曰：“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大学》第三章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此可知，改过自新，这是儒家在千百年来所提倡的一种美德。作为中国人很有必要继承古人知错就改、省身忏悔的传统美德，别害怕犯错，更可怕的是犯了错误之后不能勇于改正。

那么，西方人一旦干了坏事、错事，去教堂忏悔便能赎罪。这种在教堂忏悔室向神及牧师（或者神父）吐露实情，表示忏悔的方式，因为，能灭除其罪，固然好了。先不说，这种方式能否对被伤害人有弥补的作用，而对于这种干坏、错事人能向外人倾诉的勇气还是值得赞许的。所以，悻悻而来，乘兴而归。不过，如果上帝，抑或牧师（或神父）有权利灭除或免除别人的干错坏事的罪过，对于受伤害的人来说，是不是会感觉受到上帝、牧师不公平的对待呢？上帝与牧师有偏有向，尤其是偏袒向其报告的人呢？是不是也让其他人觉得上帝或牧师会有滥用神权的嫌疑呢？

    下面仅以佛教为例谈一谈忏悔，佛教也有很多忏悔的方法，佛教所说的“忏悔”二字各有其义，并略有区别：忏名陈露先恶，悔名改往修来。又有悔谢罪过而请求宽恕的意思。即作罪或犯罪时，皆应忏悔，始得除罪而得清净。佛教的忏悔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佛陀规定佛教比丘僧团，要半月半月举行布萨（梵语布萨，汉译净住、或清净，本为净化自心的意思。）制度，属于佛教僧团的持戒行为。在每半月半月集会时，必须说戒，举行布萨法会的目的有三点：（1）集会“说戒”，以检点、整饬戒行，为了长养善法，保持僧团戒行清净。（2）僧众自我检查有无违犯戒律之事。如有违犯，便应按照情节轻重，依法作羯磨（类似于西方的议会制度，而佛教的羯磨法的实施要100%的赞同才能通过。每一个个体都能相应得到尊重。在不同意见时，多数要说服不同意见的个体、少数才可以实施。）忏悔。犯戒者在众人面前忏悔自己所犯的过错；或者，有其他人帮助纠正其错误。这不同于党派之间（或之内）相互揭发批斗。除此之外，还规定每年夏天3个月（90天）的安居策修（集中精力学习与实践佛法）时间，并制定在夏安居之最终日（农历7月15日）为自恣日，在这一天，僧侣集中在一起，发露忏悔其罪，或者大家推荐有道德的人，来帮助指出有见（亲眼看见）闻（亲耳听闻）疑（有根据的怀疑）罪。被举罪的人，要是情况属实的话，要虚心接受，诚心忏悔，还复清净之身。（3）为在家居士授受八关斋戒，为渐断恶行、增长善法；使他（她）们住于清净戒行，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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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佛教的忏悔种类很多，概而言之，略分为三种：（1）.作法忏。依照戒律的规定作法而行忏悔。（2）.取相忏。即观想佛之相好等，以期感取佛、菩萨之奇瑞，及其他种种瑞祥之相（如有清凉风、微妙香、光明、宝楼阁、佛之显现等十二种好相。），以为除罪之忏悔。以上两种忏均属事忏。（3）.无生忏。观实相之理，念罪体无生之忏悔。此属理忏。所以说：“有罪当忏悔，忏悔则安乐。”佛教律制的忏悔，不是一般想像的忏悔过去的宿业，而是僧尼对现行违犯之事的忏悔。限于篇幅的关系，在这里就不深入的探讨佛教的忏悔法，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经典作进一步的了解。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是：佛教宣说的忏悔，即使佛陀本人也没有权利免除别人犯下的罪过。一切苦乐都是自作自受，自己改变自己，自己创造自己。所以说，佛陀不是黑社会老大，也不能包庇教徒犯罪，更没有你买些水果、烧香就能给你灭除其罪的道理。谈何来的贿赂呢？佛教提倡说：“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因果个人还！” 因为，佛陀也改变不了众生的因果（造作的善恶业），众生的因果，必须要众生自己从心态中彻底改变，否则，整个宇宙没有人可以改变别人的因果！佛陀可以讲经说法给我们听，听与不听、做与不做都在我们自己，而宇宙唯一无法改变的事情就是强行改变别人的信念！所以众生是自己唯一的主人，改变也惟有自己，要不然任何人想改变别人，那就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所以，佛教的忏悔要求其本人一定真心实意，情真意切，最基本的要求也要在事相上做到：自己运用智慧与慈悲去弥补错事，对于造成别人的伤害要祈请他人的谅解。

    从中外（东西宗教）的忏悔法来看，佛教不仅注重形式上的忏悔，更注重与在意心灵（思想）层面的清净。从有人与法的监督与束缚，到自我规范、超越与升华。所以，中国佛教文化的特点与核心就是比较注重深层次的“心学”思想。而佛教的唯识宗（又名法相宗）就是一门最古老的心理学科，它对于心的描述与刻画最为详细精微与广大。

      由上所述，可知中国人进寺庙的本意应该是学习真善美的东西，增长世间与出世间的知识，明理知耻，崇德向善，净化心灵，升华思想。或者说是接受圣贤的教育。退一步讲，即使佛教徒即便进寺庙是为了忏悔或贿赂，佛陀和菩萨也不能免除他们的罪，佛陀不是造物主，更不是万能的神。佛陀的教育是，最好的忏悔方法是不要再造作新罪。所以古德常说：“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过去造作的因（种子），而没有发生变化的缘分（条件），果报（结果）是不会现前（出现）。反之，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的话，上帝就有权利可以免除一切人所犯的罪？！我认为，无论东西方的宗教，不能仅仅停留在忏悔室，以受人忏悔、代人消罪为务，这样岂不是有批发护身符给予带罪之人的嫌疑吗？！所以，西方宗教应该是恢复它教育的本来面目才是正途。还有，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即使是有，也不排除一些不明就里的所谓佛教徒和非教徒进寺庙是为了贿赂，毕竟，这根本就不是佛教所宣讲的本意，充其量算是，别有用心的人曲解了佛教的教义，这属于自以为是的个人与少数行为，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把这顶有罪的帽子扣到佛教身上，乃至中国三大宗教身上。

    文章作者又说：“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从这段文中，即可以明显的看出，对中国文化及宗教的不知或一知半解，言语中充满了不屑一顾的态度，亦是充分表现出了对自己文化及宗教的自卑与极度不自信。

    中国的寺庙供奉有佛菩萨与护法神，这根本就不是单纯的“图腾膜拜”的文化。而是把佛、菩萨作为道德模范的老师，作为弟子的要恭敬与报恩，这是无可厚非的。再者，以施设神佛像的模式更加有利于后世弟子慎终追远，这是启示人尽其力，人同此心，“人人皆可成佛”。《法华经》中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然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无师智、无碍智、自然智自然现前。”佛教的平等是一切众生的平等：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就佛道。儒家亚圣孟子曾经说过：“人人皆可为尧舜。”，所以说世间的道理是相通的。一个有道德的人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自己主观上愿意，客观上行动，就可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信徒进寺庙拜佛菩萨是为了提醒与教导他们学习佛菩萨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道的利他精神。成就别人，即是成就自己。效学佛与菩萨的智慧与慈悲，将来即能成就佛与菩萨的智慧与慈悲。那么，释迦牟尼更是以人身在人间修证成佛的。《增一阿含经·等见品》中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 又说：“人间于天则是善处。”《四十华严》卷十二云：“一切贤圣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证。”民国时期的太虚大师曾总结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些都可以明证人间不但不应该离开，反而成为天神们向往的乐土。诸佛皆在人间成佛，而不在天上成佛。至于，中国很多寺庙在山门口或天王殿供奉弥勒佛（实际是一生补处菩萨，又称为当来下生弥勒佛。），这种表法形象来源大约在五代以后，江浙一带的寺院中开始出现笑口弥勒佛的塑像。其实这是按照布袋和尚的形象塑造的。因为，布袋和尚（浙江奉化人，或谓长汀人，世人不知道他的族氏名字，自称契此，又号长汀子。）世传为弥勒菩萨之应化身，身体胖，眉皱而腹大，出语无定，随处寝卧。常用杖挑一布袋入市，随缘教化众生，若是有人不能理会他的意思，他就捧腹大笑。及至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哲宗皇帝赐号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岳林寺住持募建阁时，将弥勒菩萨佛像于寺内，宋徽宗赐阁名为“崇宁”，因此天下寺院才开始供奉布袋和尚为表法弥勒尊佛像。再者，把他放在门口，也是为了接引众生的方便，依据经典而言，弥勒菩萨是继释迦牟尼之后来这个世间成佛的人，所以，让众生多和菩萨结缘，能够很快得到弥勒佛的度脱，获得究竟的智慧与慈悲。至于，文章作者说的神佛“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这种带有轻蔑、不屑的态度，简直不值得去回应。以文章作者的意思，中国的神佛也要血淋淋才是人的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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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信众进寺庙往往会供奉香花果烛，进行烧香祈福祝愿的活动。同理，这些供具各有其表法的意义，是一种现实的教学方法，佛教透有这些事相的表达，来引发与启迪人们“见贤思齐，成圣成佛”的愿望。比如，烧香，是启迪与提醒自己，要向佛菩萨学习，与其齐等具有五分法身香（分别是：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供养花果，是表示开什么花结什么果，供水果表示果报。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所以，佛教徒看到花就要想到修善因，看到水果就要想到避免恶果。这不仅仅是在供佛时要惊醒与提策，就连平时看到花果也要在内心生起警醒。所以，平常佛教所提到“六物”（水、香、花、果、食、灯）供养，是为了便于教学，具有提醒与启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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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说：“西方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请问文章作者，有没有学过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学呢？还曾记否，唐·杜牧《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从这首古诗中，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仅南方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统治期间，在当时的都市就建有大批的佛教寺院了，而且一直都能保留到有唐一代。而在唐代之时，古都的长安城内就遍布很多著名的寺庙：西明寺、慈恩寺、荐福寺、安国寺、章敬寺、普光寺、兴善寺、崇敬寺、大安国寺（长乐坊的大安国寺紧靠大明宫）等。日本佛教学者道端良秀说：“据《唐会要》、《长安志》、《两京城坊考》等资料所见，长安城内百余所寺院，几乎都是由贵族显宦等统治者之手所造，并由他们所支持。地方的寺院也同样，多由当地的豪族统治阶层所经营。”而唐代长安寺院与宗教直接相关、成就突出的活动主要是做为佛教学术研究中心，包括从事译经，学习外语、讲学论道，及定期举办经典与世俗教育宣讲，甚至也宣讲其他宗教的经典。再者，也提供宗教服务，举行各种法事、斋会及佛教实修活动。现今，在西安市内就保存有大兴善寺、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青龙寺等寺庙。中国佛教的寺庙自古及今，所担当的是责任不仅仅具有教育性的功能，还有实践宗教修持的功能。都市内的佛教，是为了方便接引信徒，开展宣讲经典，服务信众，进行宗教法事活动。山林佛教，是提供僧侣集中精力，加功用行，躬身实践佛法的场所。当僧侣宗教修持与理论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即可以到都市进行传法布教，服务信众的工作。抑或生活在都市寺庙进行住持佛教的僧侣，也可以定期到山林寺院进行修证与提升。都市寺庙与山林寺庙，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各自扮演的角色与侧重不同；或者说，内修外弘，本身即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内修，类似于学生在学校学习阶段；而外弘，就是毕业之后，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服务大众的阶段。行文至此，你还会问：为什么都市寺庙现在变得这么少了呢？寺庙去哪儿了？我想你懂的！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些寺庙还买票才能进去呢？试问：谁会有这个权利包装“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经营活动呢？难道这不是中国人及政府的悲哀吗？寺庙本身就是一个道德与灵魂的清净之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宣讲阵地，是全中国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人共同所有的精神财富，人人都有权利自由进来参观、洗礼与朝拜。那些出于商业目的，附佛敛财，榜佛发展经济的个人与团体，难道一堵围墙能圈住寺庙及神佛之像，还能圈住世道人心，历史的评判吗？！虽然门票可以获得金钱利益，但是却失去了滋养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难有一片清净之地，带给人们的风气除了“逐利”还是“逐利”。中国人的道德、文化、宗教，渐行渐远，每况愈下，说世风日下，就世风日下了。这能怨谁呢？

    在文章中，作者自己言道：“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结合前文所述，试问：中国人在历史长河中有过无比辉煌的灿烂史，有过宗教和文化无比繁荣与强大，也有把宗教与文化对外输出历史，例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地（至今仍然影响着他国的宗教与文化）。在盛唐时期，我国即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宗教、文化、经济中心。也绝对怀有过自我文化的自信及保持道德的自律。可以到现如今，为什么中国人会被弄的没有信仰了，城市和乡镇很多寺庙都弄没了呢？信仰和寺庙都弄哪儿去了？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吗？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吗？没有了我们的宗教、文化、道德，不去信气功大师那就才怪呢？！
再者，文章作者说的“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那么，我们千百年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去哪儿了？他们是不关心世事及完善自我作君子吗？！很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总结说：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比喻中国传统文化说：“儒家敢担当，拿得起；佛家知无常，放得下；道家常知足，看得开。”他又十分形象的譬喻说：“儒家像粮食店，是每天必须吃的；佛家像百货店，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日常所需，不可或缺；道家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试问：哪个国家和民族会有这样丰富多彩的宗教和文化呢？还有，佛教的文化精神不只是关心人，关心范围一直扩大一切众生（凡是有生命活动者）的平等一如，慈悲一切众生，所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悲能拔苦，慈能予乐。”一个连动物都不忍伤害与吃肉的人、不行杀盗淫妄酒的教徒，怎么会去伤害同为人类的人呢？这样的民族怎么能是“一盘散沙”呢？当然，佛教徒还会在国家、民族、同胞遭受凌辱与涂炭时，也会挺身而出，杀身成仁，地藏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难道这不是成就与完善大我吗？

对《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一文的评论

作者文章中说：“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是呀，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是不是要拜西方的鼻祖马恩二位先生所赐嘛！是呀，是西方胜利了。但是，笔者并不承认是西方的宗教胜利了，而是我们继承了现在连西方人都不要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胜利了。笔者更不承认与赞同是一种精神的胜利。我们应该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眼界，带着发展性视角来看待问题，更要兼具“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胸怀。英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预言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先生曾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到了21世纪，人类会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婪而迷失自己，道德沦丧，信仰疲乏，心灵空虚，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要拯救三大生存危机，唯有中国儒家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过，我很赞赏作者文章结尾的一句话：“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如果，正因为如此的话，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为什么不及时补上宗教与文化课，迎头赶上世界普世价值观，重新检视、挖掘梳理我们的博大精深优秀宗教与文化呢？所以，不应该如文章的作者声称的那样：“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稍微有独立思想能力及社会常识的人，都会考虑到，中国人今天形成的的心理状态和道德，根本就是不是佛教、道教、儒教应该负有的责任，反而是我们的伟大的党和政府应当引起足够的正视，重新反思与反省我们的现在官方所倡导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审时度势，振兴中华文化，提升人的品质与道德水平，克己复礼，营造一个处处充满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的和谐社会，做好中国梦。

       ——释慧超写于2014年8月16日星期六下午。

牛儿慢慢走

写的很有深度，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