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神秘现象

书山居士

根据民间的传说，在韩国庆尚北道月城郡甘浦海的海底，保存着一座完全按照王的遗嘱而建筑起来的王陵。在朝鲜的历史上，他就是新罗国赫赫有名的第30代文武王，毫无疑问，他的陵墓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底王陵。据估计，确切的建筑时间可能是在日本的天武时期营建的，但是直到最近，有关这座王陵的具体位置，人们还没有搞清楚。至于它的出土，也几乎可以说是出于巧合。那是1959年，在大王岩海底附近发现了为文武王精心修建的感恩寺遗址，考古学家继续发掘，进而发现了这座海底王陵。

关于这座海底王陵，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当年文武王去世后，埋藏在海底的大岩石中，由于留恋人世的忧患，几乎在每个夜晚都幻化为龙来到感恩寺，以便镇压东海的倭寇的进犯，所以，人们就依据这些来推测说这里就是龙穴遗址。在后来对东海海上的大王岩所进行的实地考察过程中，在1967年发现了凭借着岩礁的低洼地势而营造的陵墓，也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大王岩海底陵墓。

在历史上，这位文武王的势力相当强大。他本人精明强悍，富于政治才干，他治理下的新罗国度，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国家也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所以，有关的考古界业内人士就此推测，他的这座王陵中也应该会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珍贵财宝作为随葬品。上述这些推测，无疑早就引起了众多的淘金者和投机家们的浓厚兴趣，他们掀起了海底掘盗寻宝之风，可以说这种行为已经影响到水下考古行动的进展了。

迄今为止，已经在全世界许多海域发现了不计其数的珍贵遗物和遗址。在海洋开发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对这些海底文物不闻不问，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有害的；况且，在当今众多的水下活动诸如机械化的拖网渔业、水下娱乐业之类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得水下考古遗迹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早日认识海洋这一考古新领域的重要性，运用现代化的技术积极发展水下考古学，致力于诸方面的研究，应该是大有作为的。这次海底王陵的发现，就得益于这方面的有益实践，是已经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毋庸置疑，这项发现填补了韩国历史的一段空白，扩充了该国社会历史方面的文献以及实物方面的资料。但是，在这里还要注意到，这些水下遗迹几乎完全是偶然发现的，即使在发现后也是很容易消失的，因此，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进行彻底的实地考察的难度。比如说，在彻底的实地考察中，应该降低水位高度，或者将考察地的水排干，使要考察的地方露出水面。
此外，18世纪以来，已经有众多的海洋捕捞船和拖网渔船在地中海的各个海域里，打捞出古代遗物的事例。可惜在当时，这些遗物最多也不过是作为古玩来鉴赏，更多的情况是把他们视为破坏渔网的水下障碍物，并加以破坏。
进入20世纪的60年代，与水下考古相关的一些调查报告及记录相继出版问世，却还没有专门以考古研究为目的而进行的调查报告。但是在海洋学研究工作中也有偶然取得关于水下考古成果的事来。

可以说，这次韩国的大王岩海底王陵就是基于这样的机遇而发现的。
目前，这项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到时下为止，可以了解到的情况是：文武王火葬之后的骨灰是被装入石棺里，然后石棺又被沉入海底的。在石棺的上面覆盖有巨大的天然石棺盖。
据传说，当海水清澈的时候，人们能够看得到整个石棺的全貌。当然，这上面覆盖着的巨石，的确倍加增添了整体上的庄重、肃穆和神秘感。
至于这样做法，究其本原，应该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的。

在古代的朝鲜，人们普遍相信在大海底存在有水神，就是指龙王，而且还有龙王居住的宫殿，就是龙宫。而且龙宫正是人死后的魂灵应该去的地方，也就是人希望自己可以长生，既在生前拥有享乐生活，还希望可以把它带到死后继续享用，于是，就幻想有座龙宫可以实现这个愿望。
相信文武王当年许遗愿的初衷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正是由于他渴望在死后仍然能够享用生前的荣华富贵，因此，他宁可相信灵魂永生，也甘愿沉入海底，并且为此建造起一座海底王陵来。

书山居士

意大利比萨斜塔修建于1173年，由著名建筑师那诺·皮萨诺主持修建。它位于罗马式大教堂后面右侧，是比萨城的标志。开始时，塔高设计为100米左右，但动工五六年后，塔身从3层开始倾斜，直到完工还在持续倾斜，在其关闭之前，塔顶已南倾（即塔顶偏离垂直线）3.5米。1990年，意大利政府将其关闭，开始进行整修。

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专家对比萨斜塔的全部历史以及塔的建筑材料、结构、地质、水源等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并采用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测试。比萨中古史学家皮洛迪教授研究后认为，建造塔身的每一块石砖都是一块石雕佳品，石砖与石砖间的粘合极为巧妙，有效地防止了塔身倾斜引起的断裂，成为斜塔斜而不倒的一个因素。但他仍强调指出，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比萨斜塔斜而不倒的奥妙。

从事观测该塔的专家盖里教授根据比萨斜塔近几年来倾斜的速度推测出，斜塔将于250年后因塔身的重心超出塔基外缘而倾倒。但是公共事务部比萨斜塔服务局的有关人员却对盖里教授的看法提出了反驳，认为只按数学方式推算是不可靠的，比萨斜塔是一个由多种事实交织成的综合性问题。另一些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比萨斜塔塔身曾一度向东倾斜，尔后又转向南倾斜，他们同样认为250年后该塔会不会倒不能局限于简单的假设和预测。

当然，最关心斜塔命运的自然是比萨人，尽管他们也对斜塔的倾斜感到担忧，但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为自己的故乡拥有一个可与世界上任何著名建筑媲美的斜塔而感到自豪。他们坚信它不会倒下，他们有这样一句俗语：比萨塔像比萨人一样健壮结实，永远不会倒下去。他们对那些把斜塔重新纠正竖直的建议深恶痛绝。如1934年，相关部门在塔基及四周喷入90吨水泥，实施基础防水工程，塔身反而更加不稳，向周围移动，倾斜得更快。
人们目前还难以预言比萨斜塔今后的命运，但仍感叹它斜而不倒的壮观景象。

书山居士

长城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人类文化的财富。“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更是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现在长城不但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而且世界各地的人也对它敬仰不已，只要提到中国，便会想起中国的万里长城，只要来到中国，就一定要去万里长城。中国的长城号称万里，实是当之无愧，并无疑义，但长城的两端到底在什么地方却有着不同的说法。因为长城的修筑前后历经2000多年、很多长城并不是绵延不绝连在一起，以及早期修筑的颇多损坏，以致对长城两端所在地的认识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说法是据《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以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这句话表明了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两端，即临洮和辽东。秦始皇修的长城其实包括三段，东段起于现在内蒙古德化县内，向东基本上是沿着今内蒙古和河北交界处蜿蜒东行的。进入辽宁以后，折向东南，一直延伸到朝鲜境内的平壤大同江北岸。其终点即是所谓的“辽东”。秦始皇长城的中段，从东至西由内蒙古兴和县，北依阴山，南靠黄河河套，西抵乌兰布和沙漠北缘。西段长城，经考察西起甘肃省岷县，循洮河东岸向北至临洮县、兰州，再东折至榆中县。

专家认为今天的岷县就是秦朝时期的临洮县，是秦万里长城的西边起点。现在其遗址旁树立着一块碑，写的却是“战国秦长城遗址”，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修过长城，秦国也不例外。这一段从临洮起点的长城就是秦昭王时修建的，后来秦始皇加以修缮。可惜的是，经过时间的侵蚀，我们很难相信西起临洮的这一段长城是否存在过，因为几乎看不到绵延于山川田野的城墙。为了探访秦朝是不是在这修过长城，有人几十年来走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昔日的长城，并且找到了很多秦代遗物，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修长城之说，因为这一带本来就是秦朝活动区域，找到一些秦遗物并不能说明问题。

第二种说法是万里长城东端到辽东，西端为现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此种说法是基于汉代所修筑的长城之上的。汉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强大起来，不断在汉朝边境滋事，为此，汉高祖刘邦亲征匈奴，但却以惨败结束，被围困了七天七夜，后来用谋士陈平的策略，才得以逃脱。在匈奴威胁下，汉初国力衰弱，只得年年给匈奴交纳大量贡品，以求平安，但边境的骚乱并没有完全停止。经过汉初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后，汉武帝时国力空前强盛。于是汉王朝不再唯唯诺诺，而是主动出击，派遣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军多次给予匈奴巨大的打击。经过一系列战争，打通了甘肃经河西走廊到新疆罗布泊的交通要道，并使西域各王国臣服于汉朝的统治。

汉武帝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着手另一项工作即是大规模修筑长城。汉武帝有四次大规模的修筑，第一次在公元前127年，在击溃盘踞在此地的匈奴后，将防御匈奴的北方边界推进到今内蒙古阴山南麓的原秦始皇长城一线。第二次在公元前121年，夺得被匈奴占据的河西走廊，而后几年修筑了由今甘肃省永登县至酒泉的长城，东面与秦始皇所修长城相接。第三次在公元前111年，用了两年时间，修筑了酒泉至玉门关段的长城。最后一次修筑长城是在公元前104～前101年，修了玉门关至新疆罗布泊段的长城。

那么，长城的西端是否应该认为是在罗布泊呢？汉代在河西走廊到罗布泊的这段长城和我们一般概念中的长城不同，只有相隔的城墩、烽火台，而它们之间缺少相连接的城墙。不过其功能却是相同的——驻防，互相通报敌情。如果不认为是长城，那么这条千里屏障又如何称呼。
第三种说法是长城分别是东到山海关，西到甘肃的嘉峪关。这两座雄关修建得气势磅礴，至今保存完好，又经过多次修复，一东一西相互对峙，所以被认为是万里长城的两端。此说其实是明长城的两端。明代是最后一个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在其统治的200多年中几乎从没停止过长城的修建，因为明朝有着更为严重的边患。在周边众多实力强大的政权的压力下，明朝为求得安宁与和平，只得年年用大笔银子在崇山峻岭中铺就一条坚固的防线。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占领北京，推翻元朝的统治。此时的元政权并没有被消灭，而是退出了北京，回撤到今长城以北，仍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到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地域。而且元政权的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死心，而是时时不忘收复失地，重主中原。在陕西、甘肃、辽东都有不服从明政权的规模庞大的军事政权，时刻让明朝统治者寝食难安。明代中后期，北方女真族政权兴起，更是成为明朝廷的心腹大患，这时修建长城的工程也更为浩大。

还有人认为万里长城的东端并不是山海关，而是辽东鸭绿江畔。只是因由山海关到辽东一线修筑比较简陋，到现在基本被损坏，所以认为万里长城是明代修筑得比较精良的嘉峪关与山海关之间一段，其两端是这两座雄关。
万里长城的两端到底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时候的为标准来定，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

书山居士

秦始皇陵墓位于西安市临潼县城东，背靠骊山，面临渭水。据《史记》记载：秦始皇13岁即位（公元前247年）就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园，直到死时（公元前210年）建成，历时37年。为造秦陵，当时征发了所谓的“罪人”有72万之多。秦始皇陵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经勘察，面积达57平方千米，分内外两城，内城周长2.5千米，外城周长6千米，呈南北长方形。秦陵的布局，东侧1500米处是大型兵马俑坑，西侧是车马陪葬坑及大批刑徒墓地，西北角有面积相当大的秦代石料加工场，南面还有一道长达1500米防止洪水冲毁陵墓的人工堤渠。据《史记》记载，陵墓内挖地极深，用铜液浇灌加固，上面放置棺椁；墓中建有宫殿及文武百官的位次，还有大量的珠宝玉器等；为防盗墓，里面设有弩机暗器，地底下又灌注水银，造型似江河、大海，以机械转动川流不息；又用鱼油膏做成蜡烛，点燃长明，久不熄灭。

秦始皇陵墓至今还未完全发掘。科学家利用高科技手段对秦始皇陵墓进行了多次探测，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谜团：秦始皇陵墓的封土取自何处？史料中记载的“旁行三百丈”究竟是什么意思？秦陵司马道究竟是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是谁点燃了秦宫火？
秦始皇陵封土堆呈覆斗形，高76米，长和宽各约350米，如此大规模的封土堆是国内之最。体积如此庞大的封土取于何处，历来人们说法不一。在临潼地区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封土堆的土是从咸阳运来的，因经过烧炒，所以秦陵上寸草不生。关于秦始皇陵的封土来源，史书中也多有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复土骊山”。《正义》注释道：“谓出土为陵，即成，还复其土，故言复土。”意思是说把原来从墓穴中挖出来的土，再回填到墓上去。《水经·渭水注》记载：“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池在秦始皇陵东北五里，周围四里。”今天在秦始皇陵封土东北2.5千米的鱼池村与吴西村之间，确实有这处地势低洼、形状不规则的大水池，有人曾估算鱼池总面积达百万平方米。于是郦道元“取土于鱼池”的说法也得到了不少考古专家的认可。究竟秦始皇陵的封土取自何处，还要通过大量的勘测、体积还原计算和对比才能最后定论。

《汉旧仪》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修建秦陵地宫的介绍：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称其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旁行三百丈”一说让秦陵地宫的位置更是显得扑朔迷离。近些年来，科技人员运用遥感和物探的方法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多次探测，证实了地宫就在封土堆下，距离地平面35米深，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主体和墓室均呈矩形。秦始皇陵的地宫虽然被定位，但史料记载“旁行三百丈”究竟何意？有专家认为：“旁行三百丈”是地宫初挖点比原来计划向北移了700米。因为在封土堆南约700米处出现了重力异常的现象，按地质理论说明该异常区与周围土质存有差异。所以有人推断，秦始皇陵地宫最初挖掘点可能位于这个异常区，因土中含有大量砾石，修陵人无法挖掘，只好向北移到了目前封土堆的位置。也有专家认为，秦始皇陵封土堆南部紧挨骊山，由于山间冲积扇的原因，山下的地层中分布着厚层的砾石，修陵人从地宫向南挖巡游通道时，遇到了大砾石，最后不得不顺着砾石层改向挖掘，即所谓的“旁行三百丈”。

古时候，帝王在世时专用的道路叫“御道”，而死后特意为其专修的道路就叫“神道”，也叫司马道。司马道一般也是帝王陵墓的中轴线，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可是秦始皇陵司马道究竟是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考古学家和地质专家说法不一。袁仲一、王学理等众多秦陵考古专家都一致认为，秦陵的司马道为东西走向，即陵园面向东。但也有专家认为，陵园南高北低，背依骊山，俯视渭河，南北高差达85米，陵园面向北是再合适不过了。同时，其他国君大多将封土堆安置在“回”字形陵园的中部，而秦始皇陵的封土堆却位于内城南半部，从对称角度讲，司马道东西走向说不通。另外，火烧秦陵仅仅是一种燎祭方式还是项羽所为？在对秦始皇陵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发现了陵区有大面积的火烧土分布，同样考古专家在对秦陵陪葬坑的挖掘中也发现了大量火烧土和残余焦木。有人认为这正验证了历史上项羽火烧秦宫的记载。但也有人提出，如果是项羽火烧了秦陵，那么陪葬坑里的珍宝为什么没有被运走？珍禽异兽坑虽然遭到了火烧，但坑内却完好保存着精美的铜鹤、铜鹅、铜鸭子等，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有专家认为火烧陵墓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祭祀方式，即所谓的燎祭。……

关于秦始皇陵众多谜团的种种说法，只是人们根据已有材料的推断。我们期待着秦始皇陵墓的进一步考古发掘，也期待着考古专家们早日为我们揭开这些谜团。

书山居士

秦始皇建阿房宫的原因是因都城咸阳的秦宫室太狭小，不足以展现他君临天下的威仪。为了建造这座都城般的宫殿，秦始皇役使了70多万囚徒。但庞大的阿房宫尚没有建成，梦想长生不老的始皇帝驾崩了，工役们随即被驱赶到临潼，为秦始皇建造秦陵。秦陵建造完工之后，为了不让世人评说始皇帝好大喜功，举事太过，秦二世重新开始建造阿房宫。可惜秦二世即位第二年，陈胜吴广起义，烽火连绵。后来，项羽、刘邦等直驱关中，进入咸阳，灭了秦朝。阿房宫成了秦王朝一个没有完成的美梦。

美丽的阿房宫在后代成了朝代兴亡的象征。考古发掘的一些军队遗迹可证明后世屯军的事实，如在前殿遗址夯土台基的南边还发现了一条长285米的壕沟，估计是军事设施。宋以后，阿房宫的壮美彻底失去了，被夷为农田。成了人们感叹“立马举鞭遥望处，阿房遗址夕阳东”的所在了。
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诗人的想象当成了现实。
《史记》云：“居数日，项羽引兵西途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2000多年以来，《阿房宫赋》里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是人们想象阿房宫最后命运时的凭据。然而，考古却证明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说法很可能是个流传千古的谬言。发掘阿房宫采取的方式是很先进的，在20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考古队员每平方米打下5个探杆，探眼打到原来台基的夯土地面，却没有一点红焦土的痕迹。于是，专家们作出了“项羽没烧阿房宫”的结论。

此论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学术界沸沸扬扬，各抒己见。
有学者指出，《史记》并没有说项羽烧了阿房宫，只是说烧了秦宫室，而且考古已经发现烧的秦宫室是秦咸阳宫。杜牧的《阿房宫赋》说项羽火烧阿房宫也只是反映杜牧的历史观而已的。
事实上，在对位于咸阳西南的秦咸阳宫（秦始皇仿造六国宫殿建造的庞大建筑群）发掘时，确实发现了大量的灰烬和红焦土，证明项羽确实曾纵火焚烧秦宫室。
而有的学者却认为，《史记》中的记载是在秦往后100年，司马迁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杜牧是唐朝大诗人，《阿房宫赋》作为文学作品，是允许有浪漫想象的，但作为考古学家，还是应以历史的记载为准。虽然根据我们现在的考古，不能排除前殿之外别的地方有红焦土，所以尚不能断言项羽没有烧阿房宫，但这种所谓的定论显然已经受到了挑战。历代史传中除了《史记》外，关于阿房宫的记载还见于《三辅黄图》、《水经注·渭水》、《汉书·贾山传》等，但其中都只是说到了阿房宫的大小，并没有项羽烧阿房宫的记载。认为项羽烧阿房宫只是一个假设，现实还有待考证。
那么，阿房宫是否真的存在过？

杜牧笔下的阿房宫，极尽人间的富丽繁奢。如此瑰丽恢弘的人间仙境，它到底存在过吗？
许多史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理由之一就是在阿房宫前殿遗址竟没有发现一只瓦当。作为当时重要建筑装饰的瓦当，没有在考古中出现让一些人认为不可思议。有专家据此认为，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不过是一个只有夯土地基的大工地。
但这种说法很快遭到质疑，有人认为阿房宫确实存在过的，虽然它没有最终建成，但当时已经建成了一部分。秦代的瓦当虽然没有被发现过，但大量其他出土的秦代遗物，也能证明阿房宫确实存在过。

……比如说，1963年，在遗址北部的“上天台”以北约1.2千米的高窑村北，出土了一个高卢铜石权，权是当时的标准衡器。此权显然是当时朝廷收来检定的，但尚没有发还高卢县，秦即灭亡，故留在阿房宫。这也说明阿房宫当时已有中央政权机构在这里办公。与这一铜石权同坑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筒瓦、云纹瓦当、五角空心砖、陶釜、陶盆，并有兽骨、烧土。秦代的麻点纹板瓦、筒瓦等建筑遗物当时则遍地皆是。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遗址上还曾出土大量的砖瓦残片、花纹瓦当、巨型柱础、带字瓦当以及各种铜制的建筑构件，可见建筑的雄伟壮丽。另外，还有窖藏的铜器等显示贵族豪奢生活的文物。这足以说明当时的阿房宫已有建成的建筑，且已有中央机构在此办公。怎么能说阿房宫不存在呢？
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此次考古并未能论证什么，没有找到火烧的证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阿房宫毁于那段时期的战火是确定无疑的事情，而且被火烧的可能性很大。
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考证、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关于阿房宫，并没有流传下来的记载，相信经过科学考证，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实。

书山居士

火坑墓里出女尸
1971年，马王堆汉墓被偶然地发现了。
发掘工作开始于1972年初，东边的土冢被考古人员编为1号墓。封土被挖开后，露出了斜坡墓道和四级台阶的长方形墓穴。墓穴的白膏泥被清除后，发掘出了大量木炭，约有5000多千克。木炭清除后，一座巨大的椁室完整地展现于世人面前，椁室上覆盖了26张黄色的竹席。整个椁室由厚重的松木板构筑而成，长6.73米，宽4.9米，高2.8米。4块隔板以“井”字形把椁室分为四个部分，第三层棺内外绘制的图案最为精美，并以朱漆辅之，象征祥瑞的龙、虎、朱雀和仙人的图案反映了汉人崇神及“事死如事生”的葬俗观念。第四层为殓尸的锦饰内棺，内为朱漆外为黑漆，两道质地精良的帛束横缠盖棺，棺四壁粘贴了一层菱花形的毛锦，锦的边缘加饰了一条绒绣锦。

千年女尸在封闭较好的1号墓内，她的身上穿了18层衣物，并覆以两层衾被掩盖住。由此可推断，在中国古代，对于处在贵族阶层的孝子贤孙来说，死去的先辈的墓葬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所以形成了厚葬的风气，恨不得将死者生前衣食住行所用物品全放进墓穴里，以供死者进入阴间享用。1号墓在规模和随葬品方面，均优于2号、3号墓，并且是女性，在当时“男尊女卑”的思想控制下，显然她应是家族中极有权威的长者，故考古学家判断，她的入葬应晚于前二者的入葬。

墓主身份揭秘

根据墓中随葬的一些印章、封泥、器皿上的铭文，并结合有关文献的记载，墓主的身份也就清楚了。2号墓的墓主是侯利苍，1号墓的墓主名为辛追，是利苍之妻，而3号墓的墓主是他们的一个儿子。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为稳固天下，刘邦分封了7个异姓王，各辖一方，听命朝廷。其中吴芮被分封在长沙，乃是长沙王。至刘邦末年，这些诸侯固守一方，严重危及中央统治，于是刘邦除掉了这些异姓王，代之以自己的亲戚。这样就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长沙王吴芮却因长沙的特殊战略地位而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因为在长沙国南边有一个具有较强军事实力的南越国，西汉也为之忌惮。因此，长沙国成为西汉的战略要地。

但刘邦并不放心，他既要笼络长沙国，保住这个战略要地，又要防止长沙国的叛乱，就把利苍派到了长沙国以监督、管束长沙王吴芮，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又因长沙国的重要地位，利苍不仅被封相且封侯。利苍的封地因在县（今河南信阳地区），故称侯。利苍死后，他的一个儿子利继任爵位。3号墓墓主却是利苍的另外一个儿子，即利豨的兄弟，他是一位带兵守戍的将军。墓穴里出土的十几万字的帛书证明了他非常好学，却极为短寿，大概活了30多岁，死因不明。最后一代豨侯名为利扶（有些史书上记为利秩，实为同一人），因其触犯汉朝法律，丢了列侯的爵位。侯在历史上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锦衣玉食精器显奢华

马王堆汉墓随葬品极其丰富，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保存基本完好，鲜艳美丽的丝织品和漆器，极具学术价值的帛书和帛画，都让世人吃惊。
1.奇奢的丝织品。中国自古即有“缫丝之国”的美誉，汉代的锦绮则以美丽的花纹、柔软的质地、闪耀的光泽、华贵的气息而闻名于世，不但令北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着迷，也使当时世界上的许多文明古国，如波斯、罗马、印度的商人慕名而来争相采购，而且那些国家的贵族们以穿戴中国产的丝织衣物为骄傲，它象征着身份、财富与地位。

所出土的丝织品中最精美神奇的要数墓主辛追夫人身上穿着的两件薄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两袖伸直长190厘米，而重量却轻得出奇，分别为48克和49克，不足一两。这种纱质地又轻又薄，透明度也甚高，故古人称其为“动雾霭以徐步兮”。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纱衣穿在身上，看上去会产生一种朦胧感，使人显得美艳绝伦。这两件素纱禅衣之精美，完全可以和现代精工织造技术媲美。
2.千年佳肴世人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各样食物的很准确地反映了汉代发达的农业状况。

食物本来是极难保存上千年的，但由于1号墓密封甚好，所以发掘出多种残存的食物，在椁室里到处都有食物，有的放在陶器、漆器里，有的放在竹筒和麻布袋里，其中有些是已烹饪好的菜肴。多种粮食，如稻、粟、豆、麦、黍等放在麻袋里。稻谷出土时就像新鲜的一样金黄、完整，但由于长时间的存放，内含物质大多分解消失，出土后，即脱水逐渐干枯。最多的是菜肴瓜果，如甜瓜、枣、梨、杨梅、藕、桃等。另外还有一些畜鱼类，如猪、牛、鸭、斑鸠、鸳鸯等，它们多被烹调成熟食盛放于精美的陶皿或漆器里。让人觉得有趣的是，陶器里竟盛放着各种调味品及酒类，可见墓主人生前的生活饮食是极其丰富及奢华的。桃、藕等物刚出土时，还色泽鲜艳，不过很快就化成了一摊水。3.光彩夺目的漆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漆器，1号墓有184件，3号墓有316件，这是全国各地发现的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其中1号墓的一件双层九子奁，在黑漆的器表上还贴饰了金箔，金箔上再用油彩绘出变形云纹，更加绚丽多彩。3号墓的一件粉彩云纹漆奁，其彩绘则用具有油画效果的堆漆法画成，先用白漆勾出凸起的边框，再用红、黄、绿漆填绘云纹。与这种强烈立体感相反的装饰手法称为锥画，不用笔，而是用细尖锥或针在将干未干的漆膜上刻画出各种细如发丝而又栩栩如生的图案来，给人一种阴柔的朦胧美，需借助亮光仔细观察，才能欣赏到图案纹饰的精巧和纤丽。

许多漆器上烙有作坊地名；有些则写有“侯家”或“九升”等字样，表明物主及容量。最有趣的是许多耳杯和盒、卮、小盘上写有“君幸酒”或“君幸食”，令人遥想起当年“劝君更尽一杯酒”的宴饮情景。4.阴间的侍奉者。墓中挖掘出的木俑是供墓主带到阴间遣役使用的，他们全都称职地守候在墓主的身边，随时听候派遣。木俑有平雕和圆雕两种，脸面均彩绘，有些着丝绸衣裳，有些则直接彩绘出衣裳。
除歌舞俑之外，还有乐俑和25弦瑟、7弦瑟、6孔箫、22管竽等乐器，这些乐器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其中1号墓出土的25弦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西汉初期的瑟。3号墓出土的一件竽在竽管中发现了竹子做成的簧片，簧片上有控制音调的银白色点簧，这是世界管乐器中最早使用簧片的实物证明。竽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乐器，“滥竽充数”的故事想来大家都听说过。1号墓出土的12支一套的竽律证明竽在当时不仅是主要的乐器，而且还可作为其他乐器的定音标准。

招魂升天的帛画

汉代画在缣帛上的绘画作品颇多，但大多失传。马王堆1号、3号墓出土帛画共10余幅，占全国帛画出土量的近一半。
马王堆帛画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在1号墓和3号墓出土的两幅帛画。画面呈“T”字形，顶部裹有竹竿并系有丝带，可以悬挂，是死者出殡时张举的旌幡。旌幡是古代丧葬仪式中的一种物品，使人高举，随丧葬队伍行进，大概起到识别死者、招魂、导引灵魂升天的作用。1号墓中的旌幡保存比较完整，3号墓中的则有些残破不清。1号墓旌幡表现的是一幅死后升天图，自下而上分成三个部分，分别表示地府、人间、天上的情景。最下面有两只红鳞青色的巨鱼相交，鱼尾各立一长角怪兽，有人说此怪是打鬼的“方相氏”。鱼背上立有一裸体力士，双手擎着表示大地的平板，其左右有双蛇环绕，再外边各有一大龟，龟背上站有猫头鹰。大地之上是人间部分。中间画有两条巨龙左右穿绕于圆璧。璧下左右流苏之上，有两个羽人，悬着一个巨磬，巨磬的下面，有鼎壶以及成列的人物。圆璧之上，两只凶悍的豹子支撑着一个白色平台，一位衣饰华贵的老妇人拄着拐杖，身后有3个婢女，前面则是两个拱手跪迎状的男子，一穿红袍，一穿青袍。画中老妇是1号墓主——侯夫人，画中的两个男子应是天国使者，前来导引墓主人升天。而在帛画最上面，天门已开，天门左右各有一个守门者，作等待、亲密对语形态。天门之上是天界，正中上方是一个人头蛇身的形象，有人说是女娲，有人说是伏羲，无论是谁，都应是天界的主宰。天界之中，凡人的一切想象都表现了出来。墓中女主人骑龙舞于空中。

3号墓旌幡构图与前者基本相同，由于墓主身份不同，人间部分画的是一个佩剑的男子，前后有9个侍从，显示出地位高于1号墓主。
这两幅帛画特色鲜明，充满了绚丽的神话色彩。画中图案，极具生命力和人间气息。这两幅帛画在构图上，众多的人物、禽兽、器物处理得有条不紊，左右对称，通过昂扬龙首的蛟龙、迎候的司阍，将地下、天界联系在一 起，渲染出了升天的气氛。墓主的形象位于画的中央，显示出了主人的高贵身份，使画的中心更为突出。画的线条流畅挺拔，设色庄重典雅，展示了西汉绘画的卓越水平。
古文献的宝库

马王堆3号墓随葬帛书、简牍是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图卷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4次古文献大发现，可分成六艺、诸子、数术、方术、兵书5类。
1.六艺类。指儒家经典及一些辅助读物。《春秋事语》约2000余字，记载着春秋时的史实。《战国纵横家书》约1万余字，部分内容见于《战国策》、《史记》，文句也大体一致。还有部分内容记载了苏秦的游说活动，属于现已不见于任何典籍的佚文。
2.数术类。此类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著作。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包括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驱鬼辟邪信仰、天文气象书籍，其中的《五星占》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书，在天文史研究上特别重要。

3.兵书类。内容属于兵阴阳家。发现了两幅地图，一幅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另一幅是《驻军图》。画得相当精确，一些水道的曲折流向，与今天的地图大体接近，并附有图例。而《驻军图》是中国乃至世界发现的最古老的彩色地图，反映出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4.诸子类。包括《老子》和《黄老帛书》。《老子》分《道经》和《德经》两篇，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现在通行本顺序截然相反，是目前所见《老子》的最古的抄本。

5.方术类。汉代将医经、经方、房中术、神仙术等，4种称为方术。所出土内容最丰富的是《五十二病方》，全书有52题，记载着治疗各类疾病的医方，包括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其中外科病方占70%以上，可以视为汉代的一部优秀外科著作。《导引图》是一幅绘有各种运动姿态并注有解说文字的图，还附有论述气功健身方法的文字。“导引”是把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体育医疗方法，这是中国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健身图谱。

书山居士

20世纪80年代，广州先后发现了西汉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遗址的地下石构建筑、南越国御花园和南越国宫殿遗址，其中南越王宫署遗址具有浓厚的岭南地方特色，被评为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体现了2000年前南越王国宏大规模的南越王宫署遗址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1995年发现的南越国宫署御花园。另一部分是南越王宫署主宫殿区，其遗址主要在现在的广州儿童公园位置。……

长久以来，人们在一直争论：“番禺城”究竟存在与否？南越王宫为什么会大量存在着石头建筑？目前南越王宫殿350多平方米的发掘现场只占儿童公园东南一个角，整个宫殿最精华的部分还在2万多平方米的儿童公园下面。宫殿虽找到了，但是人们又在猜测，宫署之外还有没有一个城了呢？据史料记载，秦末汉初时期全国有十多个商都，而岭南就只有“番禺”这一个重要的商都，来这里经商的人不少都财运亨通，发达者众。

按照考古专家推测，南越王宫署之外应该还有贸易区（市）、老百姓生活区（坊、里）以及城墙等等，然而这些东西目前却一点出土的迹象都没有。南城王宫署只是番禺的一部分，当时的城在哪里？城墙修建在什么地方？专家们至今仍无法回答。在南越王宫署的发掘过程中，专家们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宫、1600多年前的东晋古井、1000多年前的唐末漫道等珍贵的历史遗迹，但最令专家兴奋的是一枚大约5厘米高、质地坚硬、未完成的象牙印章。这枚象牙印章虽然只有一只核桃大小，上面还有一道裂痕，但它在考古史上却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枚象牙印章刚好出土在唐代的漫道上，在它的周围还有一些象牙材料、水晶、外国玻璃珠等文物。同时南越王墓曾出土过五根象牙，明清时期的大新路是有名的象牙作坊，这枚唐代象牙印章也使广州的象牙工艺制造史中间的空白得以填补。其次，该印章虽然没有打磨完成，也没有署名，其上却大有乾坤——上面的头像无论从脸形还是发式上来看，都是一个明显的外国人头像。这枚印章不是中国传统的长方形或正方形，而是椭圆形，而西方印章的形式正是以椭圆形为主。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枚给外国人刻的印章。专家们兴奋地说：“据文献记载，唐代广州聚集了数万外国人，尤其以西亚阿拉伯人为多，但一直以来苦于缺乏具体物证，这枚象牙印章的发现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但具体这枚印章上面的“老外”到底是哪一国人，当时的广州外国人的数量有几何，专家们还不能做出详细的解释。

一直以来，在考古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西方古代建筑则是以石结构为主，一木一石，形成中国与西方在建筑文化上的分野。但是在出土的南越王宫殿和以前出土的南越王御花园，都发现了大量的石质材料。
随着南越王宫殿的进一步挖掘，南越王宫署的“历史之谜”还会更多，目前专家们又提出“南越王宫署石渠流向图形之谜”、“御花园龟鳖石池上的建筑之谜”等谜团。这些谜团的揭开依赖于考古专家们的进一步发掘研究。

书山居士

小雁塔底层北门楣有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王鹤刻石”的刻石题字，上面写道：“荐福寺塔肇自唐，历宋元两代，明成化末长安地震，塔自顶至足中裂尺许，明澈如窗户，行人往往见之。正德末地再震，塔一夕如故，若有神合比之者。”原来小雁塔是由于一次地震裂开的，不过又在另一次地震中自己将裂缝合上了，真是奇怪至极。

清初名学者贾汉复、王士祯等人记述了小雁塔的另一次裂合：“荐福寺塔……十五级，嘉靖乙卯（1551年）地震裂为二，癸亥（1563年）地震复合无痕，亦一奇也。”这第二次的裂开，距王鹤刻字所记不到5年，经过了8年又第二次自然复合起来了。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钱咏在其著作《履园丛话》中又有这样的记载：“西安府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为二，癸亥复震，塔合无痕。康熙辛未（1691年）塔又裂，辛丑复合，不知其理。”后面记载的是前一次砖塔复合128年后小雁塔又一次裂开，再经30年后自然复合的第三次裂合事实。一个砖塔经过6次地震不倒塌，反而自然复合，确是一件令人难解的奇事。

第四次裂开虽无具体时间记载，但是这是解放后许多人共睹的事实，自顶至足有30多厘米宽的裂口，后经西安市人民政府进行加固和整修，才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小雁塔的自裂自合共有3次，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近年来有人推测，小雁塔的离合和西安地区地面裂缝的发展和消亡的机理是一样的，是地壳运动在不同物体上的不同表现，是一种“同质异相”，即地裂、塔裂，地合、塔合。一般裂开时要快速猛烈一些，容易被人们注意到。而合拢起来时则要缓慢得多，地壳在均衡的调整应力的作用下，会自动地缓缓合拢。由于合拢的速度小，所以一般不为人注意。

这种因地壳运动引起小雁塔的离合之说，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除了小雁塔之外，西安地区在小雁塔发生离合的三次地震中，并没有其他自动离合的例子出现，为什么独独小雁塔会四离三合呢？也许当科学更发达的时候，小雁塔离合之谜就会被揭开了。

书山居士

悬空寺位于山西浑源县，距大同市65千米，是国内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悬空寺始建于14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北魏王朝将道家的道坛从平城（今大同）南移到此，古代工匠根据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要求建成了悬空寺。……

悬空寺距地面高约50米，悬空寺建造的位置山势陡峻，两边是直立100多米、如同斧劈刀削一般的悬崖，而悬空寺就建在这悬崖上，它给人的感觉像是贴在悬崖上似的，从远处抬头望上去，看见的是层层叠叠的殿阁，只有数十根像筷子似的木柱子把它撑住。而悬空寺顶端那大片的赭黄色岩石，好像微微向前倾斜，马上就要塌下来似的。

于是有不少人用建在绝壁上的“危楼”来描述悬空寺，那么这座绝壁上的“危楼”又是怎么建造的呢？它又为什么要建造在悬崖绝壁上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它历经千年仍旧保存得如此完好呢？近些年来，专家们对悬空寺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有专家认为悬空寺之所以能够建在悬崖上，主要是由“铁扁担”把楼阁横空架起。专家们介绍说，从三官殿后面的石窟侧身探头向外仰望，会发现凌空的栈道只有数条立木和横木支撑着。这些横木又叫作“铁扁担”，是用当地的特产铁杉木加工成为方形的木梁，深深插进岩石里去的。
据说，木梁用桐油浸过，所以不怕被白蚁咬，还有防腐作用。这正是古代修筑栈道的方法，悬空寺就是用类似修筑栈道的方法修建的，把阁楼的底座铺设在许多“铁扁担”上。与此同时，也有专家指出悬空寺之所以能够悬空，除了借助“铁扁担”之力以外，立木（即柱子）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立木，每一根的落点都经过精心计算，以保证能把整座悬空寺支撑起来。据说，有的木柱起承重作用；有的是用来平衡楼阁的高低；有的要有一定重量加在上面，才能够发挥它的支撑作用，如果空无一物，它就无所借力而“身不由己”了。

还有专家认为悬空寺全寺40间殿阁，表面看上去支撑它们的是十几根碗口粗的木柱，其实有的木柱根本不受力，所以有人用“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来形容悬空寺。而真正的重心撑在坚硬岩石里，利用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也就是在山崖上先开凿好窟窿，将粗大的飞梁插到这些窟窿里，这插到山里的一大半支撑着楼体，露在外面的一小半便是楼阁的基石。这样，看上去像是空中楼阁平地而起，实际上楼阁的重心在山体。悬空寺到底是怎样建造的，专家们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那么悬空寺又为什么要建造在悬崖绝壁上呢？又是如何保存得如此完好呢？人们也是说法不一。有人说以前这里暴雨成灾，只好把寺建在悬崖上，悬空寺处于深山峡谷的一个小盆地内，全身悬挂于石崖中间，石崖顶峰突出部分好像是一把伞，使古寺免受雨水冲刷。山下的洪水泛滥时，也免于被淹。也有人说以前这里是南去五台、北往大同的交通要道，悬空寺建在这里，可以方便来往的信徒进香。而且浑河河水从寺前山脚下流过，当时常常暴雨成灾，河水泛滥，人们以为有金龙作祟，便想到建浮屠来镇压，于是就在这百丈悬崖上悬空修建了寺院。另外，也有人指出这里的山势好像一口挂起来的锅一样，中间凹了进去，而悬空寺恰好就建在锅底。这种有利的位置，不仅使得塞外凛烈的大风不能吹袭悬空寺，而且寺院前面的山峰又起了遮挡烈日的作用。

据说，在夏天的时候，悬空寺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日照时间，这也正是悬空寺为什么能够历经千多年风吹日晒，仍然牢牢地紧贴在峭壁上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些年有专家指出，悬空寺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保存得如此完好，除上述原因外，也归功于它奇特的建造。
悬空寺除一进寺门有一条长不及10米，宽不到3米的长方寺院可容数十人外，其余楼台殿阁尽由狭窄廊道和悬梯相连，游人只能鱼贯缓行，不会造成拥挤现象，这就大大减轻了游人对廊道和悬梯的压力。

另外也有专家认为悬空寺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在寺院北端的最高层，有座三教殿，中国佛、道、儒三大教派的释迦牟尼佛、老子、孔子端坐一殿。自古以来，各教派为赢得百姓崇信，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故天下寺殿多是分立，而悬空寺却将三教融入一殿，实为罕见。而悬空寺内佛、道、儒三教兼有，历代朝野臣民对其都倍加爱护，这也是其完好无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远望悬空寺，其凌空欲飞，似雏燕展翅；近观，如雕似刻，镶嵌在万仞峭壁。“飞阁丹崖上，白云凡度封。蜃楼疑海上，鸟道滑云中。”古代诗人用这样优美的诗句赞美悬空寺，并非夸张。唐朝大诗人李白游完悬空寺，大笔一挥，写下“壮观”二字。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当年游历到此，惊叹悬空寺为“天下巨观”。悬空寺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吸引着古往今来的游人，那一个个至今尚未被世人解答的谜也给悬空寺增加了几分神秘。

书山居士

敦煌莫高窟的发展历程
敦煌坐落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西端、党河的绿洲上，是中国西部的一座边陲小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在那里设置了武威、酒泉二郡，酒泉郡下辖敦煌地区。10年后的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又在此增设了张掖、敦煌二郡，这就是所谓的“河西四郡”。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对敦煌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据史志记载，敦煌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凿在这一年，其建造者是一个名叫乐的和尚。乐和尚师徒四人来到敦煌城东南的三危山下时，看见了三危山上的奇景：夕阳照耀下，山峰发出灿灿金光，在乐的幻觉中，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虔诚的乐在三危山下顶礼膜拜，并立志要建造佛窟。他四处化缘，请来了一批工匠，在这沙漠的绿洲上开始了建造石窟的工程。

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进入了全盛时代。隋王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时间只有38年，但保留到现在的佛窟却有110个之多。在莫高窟现存的492个洞窟中，有一半以上建于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侵占河西走廊地区，统治敦煌长达70年。吐蕃也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莫高窟不仅没有因为统治者的改换而遭破坏，还增添了许多具有吐蕃风情的新窟。公元9世纪中叶，唐朝收复了河西走廊的东部。公元858年，敦煌世族张议潮领导河西走廊西部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吐蕃贵族的统治，收复了敦煌及其附近地区，并遣使向唐报捷。不久，唐宣宗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领河西十一州之地。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时期。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后唐政府任命曹义金担任归义军节度使。中原地区虽然动荡不安、军阀割据，但河西走廊地区在曹氏家族的治理下，却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莫高窟的佛洞也在持续地开凿着。

后来，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这个政权统治敦煌达200年之久，这一时期仅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小规模石窟。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掉。在这一时期，元朝统治者在莫高窟又开凿了一些洞窟。1524年，明朝政府封闭了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西面的嘉峪关，敦煌和内地完全隔绝，莫高窟就在中原文明的发展中被遗落了。
敦煌的艺术

在1000余年的历史中，莫高窟的石窟在10多个朝代的众多统治者手中不断修缮、添新，也不断倾塌、毁损。总体来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初期。十六国时期是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的诞生期。公元366年，前凉的乐和尚在鸣沙山崖面上揭开了莫高窟艺术的的第一页。这一时期的石窟内容以弥勒菩萨、禅定佛、说法佛为主要遗像。它们沉思俯视，垂悯下界，颇具时代特征。北魏时期石窟艺术大发展。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河西地区，并设置敦煌镇。这一时期的主要窟型是有人字坡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或叫“支提”）窟，壁画内容除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西魏灭亡之后，北周统治敦煌20余年，其统治者宇文氏尊经重儒，宇文邕还曾经念佛，这使得敦煌的石窟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存北周时期的洞窟内容丰富，描写细腻，人物渲染艺术手法多样，在技巧上充满探索精神，为丰富石窟艺术的表达能力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探索。2.鼎盛期。隋朝的两个皇帝隋文帝、隋炀帝都十分信佛，把佛教尊为国教。隋文帝杨坚还诏令全国凡破坏佛像者均以“恶逆论”，从而增加了石窟造像的威严，也使佛教迅速传播开来。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翟思远一家修造的今编第220窟建成，这是莫高窟艺术的一个里程碑。武则天时期，由于她笃信佛教，再加上不断对西域用兵，从上到下为佛教与石窟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前代。从神龙元年（705年）到建中二年（781年）是盛唐时期，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为了维持西北地区的安定，唐朝大大加强了河西的保卫力量，仅玉门、安西、敦煌三地就屯兵1.45万人。当时的将军、都护、军使出兵西域，都带着许多文士、诗人、歌童、舞女、医人、星相术士、画匠、织工等各类随军服务人员。于是，内地的新画风、新技法在莫高窟有了直接的体现。莫高窟的中唐时期称为吐蕃时代。吐蕃时代壁画塑像在精致细腻方面是盛唐艺术的发展，笔墨精湛，线描造型的准确、生动都应是唐代艺术向深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晚唐开凿的莫高窟石窟现存60个，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较吐蕃时代有一些差异。首先，出现了大幅的《劳度叉斗圣变》，这是沙州民众推翻吐蕃统治的喜悦心情的直接反映。其次，《维摩诘经变》中吐蕃赞普的形象从壁画中消失。第三，经变中以汉族世家豪族的夫人子女代替了蕃装人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3.衰落期。五代时期莫高窟的艺术风格是晚唐的继续。五代的壁画比较粗犷，特别重视笔、墨、色彩的结合效果，所谓“焦墨其中略施微染”的画法被广泛应用。西夏在莫高窟的早期做法是改修前代洞窟，其画风受甘州和西州回鹘画风影响较大，壁画上的人物造型和装饰纹样，与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十分相像。元朝统治者也笃信佛教，当时全国比较流行萨迦派的金刚乘。因此，莫高窟现存的元朝石窟几乎都属于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明朝推翻元朝的统治后，封闭了甘肃酒泉西面的嘉峪关，繁荣近1200年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宣告结束。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座举世无双的佛学宝库。按其艺术形式可将敦煌莫高窟艺术分为彩塑壁画和佛教典籍两大部分。莫高窟前后历时1000多年，保留下来的彩塑多达2400多尊，皆出自历代能工巧匠之手，风格多样，千姿百态，所以它不失为中国最大、最系统、最为珍贵的一份雕塑遗产。

发现藏经洞

莫高窟最早的彩塑是十六国时期塑造的，其表现题材比较简单，人物形象带有一些印度人的味道，塑造手法也存在石雕的痕迹，没有充分发挥泥塑特有的自由伸展的性能。隋朝时候，彩塑的形式开始有了明显变化。佛与菩萨由北魏以来的“秀骨清像”变得雍容厚重。唐朝是莫高窟彩塑的极盛时代，艺术家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天赋，创造出了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艺术造型，并使塑像更接近写实，使佛与菩萨“世俗化”，并最终成功地打破了“神”与“人”的界限，使莫高窟艺术更接近生活。

莫高窟壁画的总面积达4.5万平方米。它所反映的范围虽然没有包罗佛教所有的经典内容，但几乎涉及了佛教经典的各部类宗派历史。莫高窟的壁画内容按其性质大体上可分为经变、说法图、民族传统神话题材、供养人像、图案装饰等5大类，其中内容最多的是经变。

经变就是佛经故事画，画这种壁画的目的就是向人们灌输佛教思想。它们描绘的内容都是庄严简洁、没有污浊烦恼的西方极乐世界。壁画构图一般都很严谨，描写细腻。说法图是供养们供养礼拜的形象。北魏晚期的说法图，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中间的佛庄严神圣，两侧的菩萨却生动活泼、绰约多姿。他们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的手舞足蹈、翩翩而起，有的虔诚献花，有的挽臂游戏，已冲淡了宗教法堂的庄严气氛，增添了浓厚的人间情趣。隋朝时，壁画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说法图已减少，单身菩萨增多。这时期把菩萨画得都很美，几乎不再受西域影响，他们着俗装，衣饰华丽，不受固定仪型束缚，和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很接近。唐朝时说法图已经退到一些次要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但这一时期的壁画达到了最高水平。供养人像也叫宗教“功德像”，是当时造窟人或参与造窟的人的肖像。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人们又把所谓的“前世”、“轮回”结合在一起，寄托在佛的世界里，希望“轮回”得到幸福。装饰图案主要绘于藻井，还有的画在龛楣、椽间和主体画的边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主要是起装饰作用。这时期的各式图案明显受西域的影响，有劲健和美妍之风，尤其是莲瓣式的龛楣，组织得更为精巧富丽。

现在敦煌被人们关注不是因为其悠久的历史，也不是因为辉煌的过去，而是因为莫高窟艺术宝库的发现，因为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正处在日渐衰弱的清朝末年，偌大一个莫高窟艺术宝库由一个云游而来的道士看管起来。这个道士就是那个一提起便让人切齿的“王道士”。王圆，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因麻城连年旱荒，生活无着，他便逃到肃州（今甘肃酒泉），做了一名边防军卒。退伍后无事可做，就当了道士。王道士云游到莫高窟后，就在今天的第143号窟居住下来。此时，敦煌寺院住的和尚诵的是番经，唯独王圆箓能诵道经，且说汉语。因此，当地人大都请他礼忏，他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王道士有了些钱后，为积功德，聘请人改造佛窟。1900年5月26日，王圆箓早早起来，他要清扫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中的积沙。他把这个7米长的甬道内的积沙清除掉后，甬道两壁露出了宋代人画的菩萨像，虽然画工并不精细，但保存得相当完好。王圆箓漫不经心地观瞧着墙上的壁画。这时，甬道的北壁忽然产生了一声巨响，墙上裂出一道缝隙。他吃了一惊，赶紧凑上前去，用旱烟管在裂了缝的墙壁上敲了几下。
结果让王圆箓吃惊不已，墙壁竟然是空的！王圆箓心里一阵激动，料想其中必藏有宝物。王道士轻描淡写地打发走了雇佣的人，耐着性子等到晚上，便悄悄地去打开了这道伪装的窟壁，找到了用泥封着的洞口。
王圆箓打开了这个洞口，一扇紧闭的小门出现了。他打开小门，里面是一个黝黑的高约160厘米，宽约270厘米，略带长方形的复室，室中堆满了数不清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王道士感到不知所措，他取出几份经卷，一路小跑来到县衙，送给县长汪宗翰。汪宗翰见多识广，知道这些古物的价值，便仗势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画像和写本。甘肃学台叶宗炽通过汪宗翰，也得到了不少藏经洞的藏品，其中有宋乾德六年（968）的水月观音像。他建议藩台衙门把这批文物运到省城来保存。昏聩的清政府觉得花高昂的路费运送这些“废纸”根本不值得，便没有采纳这项建议，只是发出了一纸命令，让王圆箓封起藏经洞，从此就不再过问了。
宝藏重现后的风波
1900年5月26日，道士王圆箓的发现使已经十分荒凉的敦煌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许多“学者”慕名而来。
盗取莫高窟宝藏的始作俑者是俄国的勃奥鲁列夫。1905年，当他听说敦煌石室发现古代经卷写本，便于当年10月到了敦煌，以少量的俄国商品作交换，从王圆箓手中骗去一大批珍贵的文书经卷。勃奥鲁列夫将卷带回国后，对此秘而不宣，直到1963年世人才知道这一情况。继勃奥鲁列夫之后来到敦煌的是斯坦因。他对于中国文化并没有什么认识，然而凭着冒险家追寻宝藏的本能，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匆忙赶到中国，带着一个姓蒋的助手直奔敦煌，想办法结识王道士。

斯坦因想用金钱从王圆箓手中收买经卷，王道士看着斯坦因手中白花花的银子，虽然十分眼馋，但还不足以消除他对神灵及官衙的畏惧，斯坦因想用金钱收买的计划落空了。斯坦因常常光顾王圆住的洞窟，千方百计讨好王圆箓，想弄到宝物。一天，他忽然对王道士住处的壁画发生了兴趣，感到自己似乎找到了攻关的钥匙。原来，王道士住进这个佛窟后，剥去了原来的壁画，请人在上面重新画上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斯坦因便决定由此突破。其实，斯坦因对玄奘事迹知道得并不多，他多方查找资料。经过准备之后，便和王道士淡起唐僧及其西游来。他装出一副对玄奘无比崇敬的神情，而且还说自己循着玄奘的足迹，历尽千难万险，从印度穿越峻岭大漠才来到了敦煌。他说得天花乱坠，让王圆箓对他无比崇拜。

深夜，王圆箓终于再次打开了密室的门，拿出一些经卷写本给这位“司大人”看。第二天，王道士又答应了斯坦因的请求，把他引进了密室。斯坦因首次获准进入藏经洞密室，初睹其中所藏丰富文物，简直目瞪口呆。他看见那小小密室里的物品，虽然不是井井有条，却是前所未见的经文卷帙。暗淡的油灯照明下，密密麻麻，一包包的手抄本堆在那里，几乎有3米高，后来经过测量，知道这密室容积近14立方米，几乎满是手抄本和书卷，密室内只留下仅能容两人站立的空间。

从那以后，王圆箓对这位洋大人放松了警惕，任由他进出密室，为所欲为。看到时机成熟，斯坦因告诉王圆箓说有成捆藏品要暂时拿出来作学术研究，而这样做绝非渎圣，因为抄本、书卷让诚心向道的人鉴赏等同宣扬佛法，功德无量。斯坦因还不断捐一点钱资助重修寺院，而且从来不提购买经卷的事，让贪心的王圆箓十分欢喜。斯坦因一边讨好王圆箓，一边利用中国助手屡次乘夜窃取大捆的珍贵文物背到营房。最后，这个以寻宝有功而被英国皇室封为爵士的家伙，共弄到24箱稀世奇珍，共计8000多卷经籍，另外5箱装着满满的绢帛以及200多幅经书。
斯坦因盗宝成功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贪欲，他们争相派“考察队”前往敦煌。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来到了莫高窟，他凭着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斯坦因没有挑走的经卷中挑走了更珍贵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了10辆大车，几经辗转运到巴黎。他还给带不走的塑像和壁画拍了照片，印出了6大本，名为《敦煌千佛洞壁画集》，又把洞窟编了号码。他还拿着极少的一部分汉文写本来到北京炫耀，他的行为引起了爱国学者的极大愤慨。1909年，北京学部才正式发布文告，并拨款到甘肃，命令敦煌县令陈泽把千佛洞所剩的古写本全部运到北京。然而这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启运来京的途中被各地官吏层层盗窃，又因此受到很大损失。这批文物全部运到北京后只剩下8697卷了，经整理后保存在京师图书馆。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率领大谷光瑞探险队也赶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骗得古写本经卷四五百卷和两尊精美的唐代塑像。
1914年，斯坦因又来到中国，用500两银子从他的“旧友”王圆箓手中“买”走了600多卷古写本经卷。至此，他共骗得织绣品150多方，绘画500多幅，还有图书、经卷、印本、写本共6500多卷，成为敦煌艺术宝藏的第一盗匪。同年，俄国人鄂登堡也来到敦煌，盗走了不少文物和塑像，还剥去了一些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匆匆来到敦煌，他用事先准备好的特殊化学胶布剥离盗走26方唐朝洞窟中的壁画，还窃取了几尊唐代塑像，这些东西现在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
帝国主义分子掠夺的敦煌莫高窟文物数量十分惊人，仅北魏到北宋的古写本就有两万多卷。内容包括佛经、道经、摩尼经、诗赋词曲、小说、方志、信札、户籍、账簿、借贷契约、历书、医书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绘画、织绣等工艺美术品1000多件，其中有一件唐咸通九年（868年）的一卷刻本经卷，卷头有一幅“佛说法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件雕版印刷品，也是被盗文物中最珍贵的一种。
敦煌莫高窟的文物被劫掠后，莫高窟也随之名扬世界，国内外学者们从各种专门学科的角度，对以敦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敦煌学”。

谁封藏了藏经洞

敦煌藏经洞经卷的发现，对人们研究历史、文化、佛教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如同许多其他宝藏被发现一样，围绕敦煌经卷的谜团也随之而来——如此丰富的经卷是被谁封藏起来的？封藏这批经卷又是出于何种目的？这些问题从所藏经卷被发现到现在，一直悬而未解。有人认为敦煌各寺院把没有用途的书卷集中在一个洞窟中，形成了藏经洞，这种说法被称为“废弃说”。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学者是盗取敦煌文物的第一大盗匪——斯坦因。日本学者藤枝晃也主张“废弃说”，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图书馆的重新布置导致了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1002年以后不久。
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洞中的经卷是因为躲避战乱而有目的地藏起来的。主张“避难说”的代表人是另一位盗取敦煌文物的名流——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伯希和认为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后，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吐蕃人乘机占领了敦煌，这一时期史书上称为吐蕃占领时期。1068年党项在敦煌建立了西夏政权的统治。藏经洞中的藏品却没有西夏文书，而且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分类，所以伯希和认为在第一次党项攻打敦煌时，为避免兵灾，当时僧人匆忙将这些东西堆入洞中，封了起来。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避难说”，但他们认为经卷的收藏并不是发生在党项攻打敦煌的时候。有些中国学者认为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7年），黑汗王朝向北宋提出攻打西夏的请求，得到了北宋王朝的回应。当地僧人为了防止佛教典籍在战火中毁灭，主动采取了保护措施，将经典汇集一处，藏入洞中，并在外面画上壁画，进行了精心伪装。

究竟藏经洞中的经书是谁藏的，什么时候藏的，还是被抛弃的，至今还没得到完满的解答，仍是个未解之谜。

书山居士

970多年前，西北大地耸立着一个与宋、辽鼎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夏”封建王朝，西夏语为“大白高国”。因其位于宋、辽两国之西，历史上称之为“西夏”。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雄踞塞上，立朝189年，传位十主。
13世纪，蒙古迅速兴起并日渐强大，开始对外扩张和掳掠，西夏便成为蒙古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1227年，成吉思汗包围西夏都城兴庆府达半年，威震四方的成吉思汗虽战无不胜，但西夏人拼死抵抗，双方陷入苦战之局。

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战斗，蒙古大军攻下了西夏都城兴庆府，……接着在城里四处抢掠、大肆屠杀，铁骑所到之处，白骨蔽野。历时189年，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灭亡了，……党项族也从此消失。只有贺兰山下一座座高大的土筑陵台——西夏王陵，仍然默默矗立在风雨之中，展示着神秘王朝的昔日辉煌。于是，西夏王朝留给后人的，只剩下这些历史遗迹和一个又一个难解之谜。元人主修的《宋史》、《辽史》和《金史》中各立了《夏国传》或《党项传》，但没有为西夏编修专史，这无疑给研究人员增加了困难。近年来，研究人员试图从那些废弃的建筑、出土文物和残缺的经卷中，寻找西夏王国的踪迹，以求破译众多谜团。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人员对矗立在荒漠中的西夏王陵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和研究，清理了一座帝王陵、四座陪葬墓、四个碑亭及一个献殿遗址，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很珍贵的西夏文物。
这些文物中有西夏文字，有反映西夏人游牧生活和市井生活的绘画，有各式各样的雕塑作品，有“开元通宝”、“淳化通宝”、“至道通宝”、“天禧通宝”、“大观通宝”等各个时期的流通钱币，有工艺精巧的各类铜器、陶棋子等文物。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当中出土了大量造型独特的石雕和泥塑。

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对陵区进行了多次全面系统的测绘与调查，陆续发现了新的大小不等的陵墓。发现的陵墓从15座增加到70多座，后又增加到200余座。
截至1999年共发现帝陵9座、陪葬墓253座，其规模与河南巩县的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当。东西5千米，南北10多千米，总面积50多平方千米，如此规模的皇家陵园在中国实属罕见。人们还惊奇地发现，在精确的坐标图上，9座帝王陵组成一个北斗星图案，陪葬墓也都是按星象布局排列！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呢？至今仍没人能够解释。

西夏王陵和其他陵园相比，有自己的特点。西夏王陵三号陵园陵城和角阙形制具有西夏佛教的显著特点。研究人员在清理陵塔墙基周围的堆积物时，未发现有登临顶端的任何形状的阶梯、踏步，角阙附近也仅发现大量的砖瓦及脊兽残片，而未发现明显的方木支撑结构，由此专家们推测角阙之上应为一种实心的，用砖瓦、脊兽垒砌的高低错落的塔式建筑，而决非可以拾级而上的亭台楼阁，而在此出土的铜铃应为佛塔角端悬挂的装饰物。

研究人员说这种在陵园中修建的佛塔式象征性建筑目前尚属首见，这可能与西夏尊崇佛教有直接关系。另外陵园所有角阙和门阙皆由一座座大小不一的佛塔组成，与陵塔遥相呼应，形成一座气势恢弘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建筑群。研究人员推想，西夏王陵应是以高大宏伟的密檐塔状陵台为中心，四周围绕高低相间、错落有致的佛塔群，从而使整个陵园充满尊崇佛法的宏大气势，突出了西夏王陵别具一格的建筑特色。
西夏王陵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它放置石像的位置。石像生自东汉创制以来，列于陵园正门外的神道两侧，成夹道之势。而西夏却将月城作为列置石像生之地，与传统的正门外神道两侧置石像生完全不同。

考古工作者从月城残留的遗迹现象中，已找出了四条摆放石像生的夯土台基，台基呈窄长条形，南北长41.5米，东西宽3.7～3.9米。月城出土了数百块石像生碎块，研究人员根据石像生碎块的分布状况分析，一条夯土台阶上可能有5尊石像生，两条台阶上约摆放石像生10尊。三号陵园石像生的摆放状况可能是4排20尊，改变了宋陵将石像生群列于神道两侧“一”字排开的做法，这样使石像生更加集中、紧凑，缩短了陵园的南北纵向距离，形成了“凸”形的基本结构，与宋陵方形布局有明显不同。

研究人员认为，把文臣武将集中摆列在月城，突出了皇家陵园的威严和气势。西夏陵月城的设置不同于宋陵，研究人员认为西夏陵园平面可能是仿国都兴庆府城之平面。陵园前凸出的一块，是仿常见的城门外之瓮城，突出了月城保卫陵园（陵城）的作用，可见西夏人仍按古代“视死如生”的丧葬要求设计陵园。……

另外，研究人员在西夏王陵还发现了中原地区陵墓所没有的塔式建筑。据此有关专家推测，西夏王陵可能吸收了中国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陵园之所长，同时又受到了佛教建筑的巨大影响，使汉族文化和佛教文化、党项民族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西夏王陵以其独特之处吸引着众多研究者，而那一个个未解之谜也给它增加了几分神秘，使它备受人们的关注。

书山居士

据说，明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坐落在紫金山南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
明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陵占地长22.5千米，围墙内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70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苑之中。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每头鹿颈间挂有“盗宰者抵死”的银牌。为了保卫孝陵，内设神宫监，外设孝陵卫，有近1万军士日夜守卫。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建筑，但其地宫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众说纷纭，史无定论。加之曾有朱元璋下葬时13个城门同时出殡和葬于南京朝天宫、北京万岁山等民间传说，因此朱元璋是否真的葬在明孝陵也成为数百年来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谜团。谜团之一：朱元璋是否葬在独龙阜？
专家们采用的精密磁测技术是根据物体磁场原理，通过探测地下介质（土、石、砂及人工物质）磁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其空间磁力线分布图像的不同，输入计算机分析，来判别地下掩埋物是否存在及其形制的。

最初的测网布置乃以明楼为中心。探测结果发现这条中轴线上没有想象中的地下构筑物。通过异常的向东南延伸的磁导信号，找到了宝城内明孝陵地宫的中心位置，确认朱元璋就葬在独龙阜下数十米处，而且这座地下宫殿保存完好，排除了过去流传的地宫被盗之说。
谜团之二：墓道入口在哪儿？

在对明楼中轴线以北的测网资料分析中，通道状并无连续的异常，相反以东拐向东南的线状异常。而且这种隧道状构筑物的异常是连续的，长度达到120米，具有一定宽度，内径为5～6米。同时判断，该隧道状构筑物的入口之一位于明楼东侧的宝城城墙之下。
经地表调查，在相应的宝城城墙上可看到两处明显的张性破裂的裂口和下沉错位的痕迹，由此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隧道状构筑物即地下宫殿的入口之一。

谜团之三：墓道弯曲是岩石“做怪”？
明孝陵与历代帝王陵寝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墓道弯曲不直。
通过探测，结果发现竟是两种不同的岩石所致。明楼以北的山坡，地下由两种不同岩石组成，西侧是下中侏罗纪的砾岩，东侧是稍晚的长石石英砂岩。这两种岩石本身的磁性差异很大，更奇怪的是，这两种不同岩体的接触界面呈南北走向，并且位置也靠近明楼中轴线，开始时被误认为是墓道。

由于西侧岩石硬度强，开挖困难，专家根据宝城内的地质特征，认为不排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当年明孝陵的建筑工程主持者已注意到本地岩石的磁性差异，而修改了原有的施工方案。
明孝陵地宫确实在独龙阜下，其墓道偏于宝城一侧的做法，起因是什么，目前尚不可知，但这种做法一直影响到明代后来的帝陵规制。如北京明十三陵中已发掘的定陵，其墓道入口便是偏向左侧，与孝陵墓道正好相反，但避免把墓道开在方城及宝城中轴线上却是它们共同遵循的法则。

谜团之四：宝顶表面巨大的卵石有什么用？
考古人员还发现独龙阜山体表面至少60%的地方是经过人工修补堆填的，宝顶上遍布有规则排列的大量巨型卵石。
经过研究分析，这些巨型卵石是当年造陵工匠用双手从低处搬运上去的，是帝陵美学的要求，还是为了防止雨水对陵表的冲刷和盗陵者的掘挖？
明孝陵坐北朝南、依山傍水，堪称风水宝地。它留给世人的这些谜团也散发着神秘魅力，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书山居士

故宫旧称紫禁城。明永乐四年至永乐十八年（1406～1420年），明成祖开始修建故宫，明、清两代24个皇帝在此执政。
紫禁城为皇家宫殿，红墙黄瓦，金碧辉煌，为什么称皇家宫殿为紫禁城呢？大致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这与古时候“紫气东来”的这个典故有关。传说老子出函谷关，有紫气从东至，被守关人看见，不久，老子骑着青牛姗姗而来，守关人便知道这是圣人。守关人请老子写下了著名的《道德经》。因此紫气便被认为具有吉祥含义，预示着帝王、圣贤和宝物出现。由此可知紫禁城中“紫”大有来头。皇帝居住的地方，防备森严，寻常百姓难以接近，所以称为紫禁城。另一种说法认为紫禁城的来历与迷信和传说有关。皇帝自命为是天帝之子，即天子。天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也自然是天子居住之地。《广雅·释天》曰：“天宫谓之紫宫。”因此皇帝住的宫殿就被称为紫宫。紫宫也称为紫微宫，《后汉书》说：“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宫，象而为之。”《艺文类聚》记：“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则，弘诞弥光。”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紫禁城的来历与古代“皇垣”学说有关。古时，天上星垣被天文学家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及其他星座。三垣指太微垣、天市垣和紫微星垣。而紫微星垣是代称天子的，处于三垣的中央。紫微星即北斗星，四周由群星环绕拱卫。古时有“紫微正中”和“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情官员四海分”之说。

既然古人将天子比作紫微星垣，那么紫微垣也就成了皇极之地，所以称帝王宫殿为紫极、紫禁、紫垣。“紫禁”的说法早在唐代即已有之，王维《敕赐百官樱桃》诗曰：“芙蓉阙下会千宫，紫禁宋樱出上兰。”北京故宫占地1087亩，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周长约7华里，全部殿堂屋宇达9000多间，四周城墙高10余米，称这座帝王之城为紫禁城不仅名副其实，且含天子之城的意思。考察故宫中的建筑，象征着“天”的崇高和伟大的太和殿，位于故宫中极，是最高大突出的地方；象征着天和地的乾清、坤宁二宫紧密相连；它们两侧的日精、月华二门，象征着日和月；而象征着十二星辰的东西六宫以外的数组建筑则表示天上的群星。这些象征性的建筑群，拱卫着象征天地合璧的乾清、坤宁二宫，以表明天子“受命于天”和“君权神授”的威严。

故宫的旧称——紫禁城，从“星垣”学来看，其命名与建筑设计可以说是高度统一、珠联璧合的。

书山居士

《光绪顺天府志》说，北京城雉堞11038，炮窗2108。内城周长约四十里。墙高三丈五尺五寸，围栏高五尺八寸，通高四丈一尺三寸。明洪武、永乐年间都重修加固城垣。宣德九年（1434年），以五城神机营军工和民夫修城垣。这时才把城垣外壁包上砖。正统元年到四年（1436～1439年）才建成九门城楼和桥闸、月城（平常叫瓮城）和箭楼等。城垣内壁也包上砖。各城门外立牌楼，内城四隅各立角楼。城外挖壕建石桥。嘉靖年间又在南边增修了二十七里的外城。修建北京城一直是“皇极用建，永固金汤”的大事。

全城以前门至地安门为中轴，正南正北，整齐如划。从1972年和1975年美国**的两颗地球资源卫星在北京上方900多千米的高空拍摄的卫星照片上看，最为清晰的就数明代修建的内城城墙形象了。一般说来，城墙应修筑成方形的，中国的一些古城大都如此。可是北京内城城垣的西北角却不呈直角，城墙到了这里，却成了东北-西南走向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解不开这个谜。

有人从地形上进行分析：元时大都的北城墙，在现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北五里处，至今遗迹犹存。它的西北角并无异常，是呈直角的。明代重修北京城，为了便于防守，放弃了北部城区，在原城墙南五里处另筑新墙。新筑的北城墙西段穿过积水潭最狭窄的地方，然后转向西南，把积水潭的西端隔在城外，于是西北角就成了一个斜角。明初时，积水潭的水远比现在要深得多，面积也大得多。为了城墙的坚固和建筑的需要，城墙依地形而呈抹角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这种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

第二种说法是，从国外卫星影像分析，北京城西北角既有直角墙基的影像，又有斜角的墙基影像。这两道墙基的夹角为35°～36°，正东正西墙基线正位于元代海子西北端北岸附近，和东段城墙在同一纬线上，这说明这里确实曾修过城墙。可是为什么没有修成呢？通过卫星影像还可以看到，从车公庄到德外大街有一条地层断裂带，正好经过城的西北角与那段直角边斜向相交。现在的北京城是明朝永乐年间修建的，建成时北京城四角都是直角。但明清两代，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经常发生强烈地震，每次地震北京城西北角从西直门到新街口外这段城墙都要倒塌。虽经重修多次，但无论建得怎样坚固，总是被地震震塌。据考证，原来地下地基不牢，可能有活断层。皇帝陛下不得不屈服于地震的威力，决定将西北角的城墙向里缩一块，避开不稳定地段。以后北京地区虽又经历几次地震，城墙却再没有倒塌。这就是为什么缺一个角的原因。

第三种说法是，北京城的设计处处都有含义，其中不修全可能是因为上天的暗示。如紫禁城这个名字取自紫微星垣，紫微星垣系指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群。古人认为紫微星垣乃是天帝的居所，而群星拱卫之。所以自汉以来皇宫常被喻为紫微。为佐证这个说法，紫禁城内特意设有七颗赤金顶（分别是五凤楼四颗，中和殿、交泰殿、钦安殿各一颗），喻北斗七星。有七星在此，谁能说不是天上宫阙？所以北京城墙缺一角必然有什么含义。其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在明初年，燕王修建北京城，命手下的两个军师刘伯温和姚广孝设计北京城的图样。他们俩在设计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眼前都出现了哪吒的模样，他们很害怕，哪吒说：不用害怕，我是上天派来的，告诉你们要如何建造都城，你们按我手中的图建造吧。于是两个人就都各自照着画了。姚广孝画到最后，吹来了一阵风，把哪吒的衣襟掀起了一块，他也就随手画了下来。后来建城的时候，燕王下令：东城照刘伯温画的图建，西城照姚广孝画的图建。姚广孝画的被风吹起的衣襟，正好是城西北角从德胜门到西直门往里斜的那一块，所以至今那里还缺着一个角呢！
北京城墙到底为什么缺少一角现在仍不得而知。令人叹息的是，北京城墙现已拆除怠尽，城墙缺一角之谜也许将永远不得破解。

书山居士

明王朝自朱元璋创立后，历经几百年，其间有辉煌也有没落，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从明王朝开始的，在中国历史上，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王朝为历史留下许多不解之谜，其中十三陵的无字碑，便给后人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这里面蕴藏着何种奥秘呢？
在这十三陵中，只有明成祖朱棣的石碑上有碑文，这块长陵石碑，正面刻有“大明长陵神功神儒碑”字样，下面刻有朱棣儿子明仁宗亲自题写、为其父歌功颂德的3000余字的碑文。既然十三陵中的第一陵有碑文，其余十二陵为什么不刻上碑文呢？

顾炎武在访问十三陵之后写出的《昌平山水记》中这样说：传说嗣皇帝谒陵时，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什么无字？”大臣回答说：“皇帝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而《帝陵图说》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帝陵图说》写道，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皇陵碑记，都是大臣们的粉饰之文，不能教育后世子孙。”他这一批评，使翰林院的学士们，再不敢为皇帝写碑文了。后来，写碑文的任务，便落在嗣皇帝的肩上。所以孝陵（太祖）碑文是成祖朱棣亲撰，而长陵（成祖）的碑文，是明仁宗朱高炽御撰。

但明仁宗以后各碑的碑文，为何嗣皇帝不写了呢？据说，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了嘉靖时才建，嘉靖十五年（1536）建成，当时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陵碑文，可是嘉靖帝迷恋酒色，又一心想成仙，哪有心思写那么多的碑文，因此就空了下来。
世宗以外的各皇帝，看到祖碑上无字，自己也就不便只为上一代皇帝写碑文，但如果都写的话，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因此，一代一代的皇帝传下来，就出现了这些无字碑。实际上，自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如不加以粉饰，他们所谓的“功德”已不能直言了，因而这些皇帝干脆不写了。

还有人认为，这些皇帝是效仿武则天。因为武则天是一个聪明的人，“无字碑”立得真聪明，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这些皇帝们知道自己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但同时肯定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他们知道对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难事，因此才决定立“无字碑”，功过是非由后世评说。
不管这些说法怎样，到现在，这些无字碑还在十三陵中，同那些皇帝一起，真正是做到了功过是非由后世评说。

书山居士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宫殿。承德地处古北口外，其地理位置在清代很受统治者重视，顺治帝曾来围场北部察看过地形。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开始，从北京到承德及至围场沿途中修建了8处行宫，到乾隆中期，口外已有14处行宫。
避暑山庄和北京故宫同是清代皇家宫邸，但是避暑山庄里的建筑并不像故宫那样金碧辉煌，而却全部罩以灰瓦，这是为什么呢？

避暑山庄是按照康熙皇帝的意思建造的。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一位远见卓识、文武兼备的明君，他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反对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略和颠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一生南征北战，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在数学、天文、地理、医学、书法、诗画等方面都有研究。他更提倡节俭，常以“勤俭可以兴邦，奢侈可以亡国”的道理来勉励自己。正因为如此，1703年，康熙在修建承德离宫时，提倡以朴素淡雅为主要建筑格调，下令这里的所有建筑全部以灰瓦罩顶。其中最能体现他这一思想的，便是避暑山庄的正殿“澹泊敬诚”殿。此殿全部为楠木结构，俗称“楠木殿”。殿顶为灰瓦，天花板及门窗全部为楠木雕刻。殿内“宝座”上方高悬“澹泊敬诚”匾额，这四字的意思，就是康熙严于律己的节俭思想。他从诸葛亮的《诫子书》中得到启发。诸葛亮在写给儿子诸葛瞻的信中曾有这样两句话，即“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在告诫其子应该如何修身、立志、治学。康熙对此十分欣赏，于是按此意把避暑山庄的正殿取名为“澹泊敬诚”殿。这样，“澹泊”二字可解释为恬淡寡欲，没有奢望，而“敬诚”二字便可引申为只有在宁静之中才能修身、养德，达到远大的目标。

既然避暑山庄外罩灰瓦，可建在离宫旁边的外八庙为何却又金碧辉煌呢？康熙和乾隆经常在承德接待漠北、漠南、青海、西藏、四川，以及台湾等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邻国的使节也来避暑山庄觐见皇帝。为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避暑山庄周围建起了汉族、蒙古族、藏族等不同风格的寺庙，俗称“外八庙”。清政府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以缓和民族矛盾，调节外交关系。外八庙位于离宫东面和北面的山麓间，其实共有12座（现存9座）。这些寺庙是按照清朝统治者的意图，实行“佛法两施”的政策而建造的宗教建筑，不仅形状高大巍峨，而且装饰华贵，更以金碧辉煌取胜。屋顶除有金漆、彩画、琉璃瓦外，有的寺庙还用上了金瓦，大大超过了皇宫的规制。这与离宫的灰瓦相比，怡恰成了十分鲜明的强烈对比。原来，皇帝这么做是为了怀柔的需要，这一切都表现了清帝“尊崇黄教、绥服远藩”的政治需要。

因此，承德不仅是清帝与后妃们避暑的胜地，也成为北京以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对于巩固国内统一和防御外来侵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书山居士

神异巨制——沙漠岩画

在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非洲有许多史前原始岩画，这些岩画精美绝伦，分布极为广泛，有十多个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埃及、莫桑比克、肯尼亚等都有这种原始的艺术作品保留下来，而且数量非常多，流传也很广。这些岩画有相当复杂的表现形式和手法，还有丰富多彩的内容。粗犷朴实的笔画使用的是水混合红岩石磨成的粉末冷制而成的颜料，由于颜料中的水分能充分渗入岩壁内，长久接触后发生化学变化，使颜料浸进岩壁。因而很多年后，画面依然鲜艳夺目。

早在1721年，一个葡萄牙人旅游团从委内瑞拉出发到莫桑比克旅游观光，一个旅游团成员偶然在岩壁上发现了一幅画着动物的岩画。随后人们又发现了位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巨大颜料库，它位于撒哈拉沙漠中的恩阿哲尔山脉，这条山脉长800千米，宽50～60千米，岩画的主要颜料就是那里蕴藏着的丰富的红砂土矿藏。1956年，一个法国探险队在这片广阔的山区里竟发现了1万多幅岩画作品。
科学家们根据这些岩画所反映的内容，推断撒哈拉地区以前并不是沙漠，这里曾生存着一群处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他们的谋生手段是猎取大型水栖动物，也放牧羊群。大量考古资料证实，公元前8000～前2000年，在地质学上是非洲寒武纪的潮湿期，那时撒哈拉地区并不是沙漠，而是一片布满热带植物的草原，这种草原正适合狩猎。

非洲原始岩画中，有许多神秘的人物形象，有的是手持长矛、圆盾的武士，他们乘坐战车迅猛飞驰，仿佛雄伟的战士；有的场面则是人们射击野鹿和狩猎野牛，他们手持弓箭，个个身材魁梧。科学家们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当时战争频繁，战士甚至成为人们的职业，而在经济中占突出地位的是狩猎。画面上有些人戴着小帽子，身缠腰布；有些做出敲击乐器的样子；有些做出贡献物品的样子，仿佛是描述祭神的画面。其中还有巨大圆脑袋的人像，他们的服饰非常厚重笨拙，除了两只眼睛，脸上什么也没有，而且表情呆滞。人类发明了宇宙飞船以后才明白这些画的意思，现在的宇航员穿上宇航服、戴上帽子后，与那些圆头人像有着惊人的相似。

究竟是谁创作的非洲原始岩画呢？……许多人认为是当地的土著布须曼人创作的。布须曼人的文化中心正是撒哈拉地区，在这个中心地区发现的许多岩画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北边的塔西里，南边的非洲中部及南部，东边的埃及的岩画都是从这个中心地区传播出去的。
而一些欧洲学者则坚持认为外来文化的传播创造了非洲史前岩画，有的干脆说非洲史前岩画是欧洲史前岩画的复制品。他们认为首批欧洲移民尼安德特人在公元前5万年左右来到非洲，大批克罗马侬人在4000年后移居非洲，他们是欧洲史前岩画的创造者，是他们把岩画带到了非洲。
但不少专家指出，岩画中表现了非洲一些部族的人种特征，例如非洲人一般都是高耸臀部，这是欧洲史前岩画中不可能有的。非洲岩画究竟是天外来客的随心之作，还是非洲土著布须曼人的智慧结晶，或是欧洲史前岩画的复制品？现在仍然众说纷纭。然而非洲岩画的发现对世界原始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能使我们了解、考察非洲原始部族的生活与社会形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在所有的非洲原始岩画中，撒哈拉大沙漠的壁画尤为壮观。

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沙漠壁画是德国探险家巴尔斯于1850年在撒哈拉考察时无意中发现的，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由于缺乏考古知识，当时这些壁画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23年后，科学家专门对这些壁画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在画中记述的都是1万年以前的景象。
后来，在撒哈拉大沙漠中部的塔西利台地恩阿哲尔高原上，人们又偶然发现了一处巨大的壁画群落。这个壁画群落长达数千米，全都绘在岩阴上，上面刻画了远古人的生活情景，五颜六色、色彩雅致。亨利·罗特于1956年率法国探险队进入沙漠，第二年，他们回到巴黎，带回面积约11.6万平方英尺的壁画复制品及照片，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考古新闻。
在沙漠中，科学家还发掘出许多的村落遗址，它们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来看，撒哈拉在距今1万年至4000多年间是一个草木茂盛的绿洲。当时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的部落和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磨光石器的广泛流行和陶器的制造是其主要特征。当时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从壁画中的撒哈拉文字和提斐那文字可以看出这一点。
壁画中绘有很多的马匹，还有形象生动、神态逼真的鸵鸟、大象、羚羊、长颈鹿等，甚至有描绘水牛形象的壁画。科学家断言，以塔西利台地为起点，南到基多湖畔，北到突尼斯洼地，构成了撒哈拉地区庞大的西北水路网。台地在多雨期出现了许多积水池，沿着这些积水池，繁殖出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撒哈拉文化得到高度发展，昌盛一时。

人们同时发现，只有极少数地区才有关于骆驼的壁画，而且这些骆驼形象的壁画都属于非洲岩画的后期作品。
据推测，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300年，撒哈拉成为沙漠，骆驼才从西亚来到这里，罗马共和国的疆土扩张时期也在此时。根据壁画内容可以推测当时人们很可能喜欢在战争、狩猎、舞蹈和祭祀前后在岩壁上画画，用画来鼓舞情绪，或者表达对生活的热爱。这些画生活气息非常浓郁，非洲人民勤劳勇敢、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正如前文所说，另外一些学者以人种学为研究方向，认定并非由非洲本土的布须曼人绘制了岩画。其中之一的根据是布须曼人对透视法一无所知，而非洲岩画中却充分运用了这一技法。根据西班牙东部、北非、撒哈拉、埃及等地区岩画之间的相似之处，一些考古学家推测在遥远年代，从地中海有一群人漂泊到好望角去了。当他们漫游到撒哈拉及东非大平原时，那里还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绿洲，正是他们理想的狩猎区和栖息地，而后他们停留在山区高原，在那里创作了许多最早的非洲岩画，成为最早的狩猎者以及狩猎艺术家。

然而这些只是部分人的主观猜测和臆想，毫无根据可言。至于说岩画不是布须曼人的作品，原因是他们不懂透视法则更显得荒谬。因为即使说后来的布须曼人不懂岩画知识和技巧，也并不代表那些已灭绝的布须曼人不懂。这种知识与技巧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而且传授方法非常神秘，所以后来的布须曼人看不懂前人所画的岩画并不足为奇。何况因年深日久不少岩画已模糊不清，后来者也难以辨认了，以人种学观点为依据是一种种族偏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还有个别学者认为很难弄清岩画究竟是非洲本土的古老艺术还是外界文化的辐射，而且他们认为任何伟大艺术都是国际性的，没有必要把任何艺术都贴上民族的标签，这种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如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画廊一样，非洲文化也兼容诸多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派别的艺术。尽管这种泛论并不能让所有的人满意，但它提供的认识非洲岩画出处的思路仍有可取之处。撒哈拉大沙漠的岩画究竟是谁绘制的呢？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如果能找到答案，将会对人类更全面地认识撒哈拉大沙漠的史前文明和发展历程有很大的帮助。

书山居士

1879年，考古学家索图勒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的一个洞穴内发现了大量壁画。经过考证，这些壁画被证实是出自原始人之手，描绘的是当时的各种动物。然而，许多考古学家对此不置可否，因为他们是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自然不能接受这一结果。
但是，这些绘画终于被证明是史前艺术的最伟大的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公元前1.5万～前1万年的作品。
1902年，即在索图勒去世约14年后，考古学家阿贝·亨利·布罗伊尔也来到了这个洞穴，不少动物的骨头被他从地下挖了出来，上面的雕刻画几乎和穴顶上的一模一样。于是，人们再也不能怀疑这些绘画的真实性，而该洞穴也就此被称为“史前艺术的西斯廷教堂”。这些绘画的保存状态也同样出乎众人意料。在欧洲，特别是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和法国的西南部还发现过100多个洞穴，里面刻满了石器时代的绘画和雕刻，但是，许多都因时间和气候的原因而毁损了。

人们称创造这一艺术的人为克罗马尼翁人，他们生活在公元前3.2万～前1万年之间，也就是石器时代。他们虽依靠采集植物和狩猎为生，却也不乏创造性的想象力。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他们独特的文化有其连续性，生活在公元前1.5万～前1万年间的马格德林人的文化是这一时代文化最晚期的代表。这些绘画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先用尖利的燧石雕刻出轮廓，然后添加各种不同的颜色。当时的艺术家们不能创造出绿色和蓝色，但可能从氯化锰、煤炭和烟灰中提取了黑色和紫黑色。褐色、红色、黄色和橙色是由铁矿石、动物血或脂肪和植物汁液混合制成的。首先用骨制的臼和杵将铁矿石研磨成粉末，然后倒入动物血或脂肪以及植物的汁水，搅拌均匀，最后这些颜色就制出来了。作画的工具也是品种繁多：手指、兽毛或羽毛制成的刷子，或一根捣碎的树枝条。不过艺术家们有时也用苔藓做垫料，或者用中空的芦苇秆把颜色吹出来。
在阿尔塔米拉，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马格德林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而且还发现了牛脂制成的赭色画笔。这些画是当时的艺术家们小心翼翼地在几乎无法透入日光的昏暗的内室中完成的，这表明当时人造光已经被使用了，事实上的确如此。从穴顶上的绘画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已经使用的某种形式的脚手架。许多考古学者认为，这类洞穴壁画很可能是某种迷信仪式的组成部分，即通过符号的诅咒使野兽易于捕获。

公元前1万年，冰川时代即将结束，气候慢慢变得温暖起来，自然万物开始复苏，马格林德人离开了洞穴来到地面。农垦时代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正朝着文明不断迈进。而史前画廊就成了他们留给自身历史的一笔丰富的遗产。正如目前的现代化常给人类设置陷阱一样，马格林德人学会了耕种，却丧失了想象力与丰富的创作才华。使得曾经辉煌的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书山居士

直到现在，在澳大利亚保留着的许多原始洞穴中，仍可经常看到许多抽象化的飞行器或其他军事武器的简化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手印。
人类学家曾做过如此的记载，在澳大利亚，图腾信仰十分盛行，在有的土著人中还普遍保留着这样的习俗：当一个人结婚时，在神庙中应留下他右手的印记，而在死去时，在神庙中留下其左手的印记。由此可以推测，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上留下的手印，不仅仅是表示一种企图去控制猎物的力量，也可能是作为参与一种神圣仪式的印记。后来在太平洋群岛、非洲、印度等地均发现这些手印，中国嘉峪关也曾发现过印有手印的石块，不过已很难确定其确切年代。

目前，有关原始洞穴岩画上的手印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认为这些手印是岩画作者留下的符号，表示“我在这里”。
第二，认为是成人把婴儿的手印印在上面的，意味着对某种社交活动的参与。亚历山大·马沙克就持这一观点。
第三，认为这些手印只是属于妇女和儿童的，他们之所以在岩壁上印上手印，目的仅是为了好玩或者是一个审美显示，也就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解释。
第四，古德恩把手印视为史前人类的一种自残行为，其目的等同于现代原始部族中的自残行为。他说：“自残的手印像一个悲剧合唱中的迭句那样，在那里永远地呼唤，要求帮助和怜悯。”
第五，认为手印与狩猎巫术密切相关。A.R.韦尔布鲁真就认为手印是为了唤起狩猎者的巫术能作用于被符号化了的动物，或者是作为一种变感巫术的手段，以祈求使动物不断繁殖。
第六，认为它是一种求子的丰产巫术留下的印记，目的在于想与“母神”取得联系。
第七，认为所有手印均为妇女的手印，手印是一种女性性符号，与手印相伴的点和短线是男性性符号。安德烈·勒鲁伊·古朗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由于目前手头掌握的依据很少，所以每一派都很难为自己的论点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有不少人，根据现代原始部族中盛行的习俗，比较认同人类学家斯潘塞和吉伦的解释，亦即所谓的当珠灵牌从洞穴中被移走时，洞穴入口处上面留下的珠灵牌所有者的手印是为了让灵魂知道。
但要把澳大利亚原始洞穴中的手印究竟代表什么搞清楚，还需人们继续探索。

书山居士

达尔文曾具体细致地描写了南美洲火地岛人吃人的惨相：“在冬天，火地岛人由于饥饿的驱使，就把自己的老年妇女杀死做吃食，反而留下狗到以后再杀。”
无独有偶，英国赫胥黎在1863年出版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非洲的食人风气：“在非洲刚果的北部，过去住着一个民族叫安济奎，这个民族的人非常残酷，不论朋友、亲属，都互相吃食。”而在著名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对野人之间互相吃食的描述就更是惨不忍睹。

有人说，人类历史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食人之风，现代的吃人现象，正是原始人食人之风的遗留。那么到底远古时代有没有食人之风？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远古时代就广泛存在食人现象；一种认为古代人类相互和平共处，并没有食人之风。
1940年，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在深入研究了北京猿人化石后，在他的论文《中国猿人是否残食同类？》中认为，北京猿人存在着食人之风：“他们猎取自己的亲族正像猎取其他动物一样，也用对待动物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受害者。”其根据是，北京猿人化石产地发现的头骨特别多，而躯干骨和四肢骨却特别少，并且颅骨往往还是打开着的。那么，为什么要打开颅骨呢？魏敦瑞认为是为了取食脑子。1961年，伯高尼奥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认真研究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南岸的布晋人，发现他们在18世纪以前有一种习俗：如果有人死了，就把死人送到远离住所的空旷地方掩蔽起来，等尸体干燥后，不用割下颈椎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头取下，然后用棍棒打击颅底，扩大枕骨大孔，取食脑子——他们认为吃食脑子会获得死者的智慧和优点。之后就将头颅极为庄重地运回村里，像神像一样祭拜。根据这个发现，伯高尼奥认为北京猿人洞里没有发现过颈椎，头骨比较多，而头部以下的骨骼很少，就是因为北京猿人也像布晋人那样，实行的是“两阶段”的葬仪。他认为远古人类不存在食人之风，而食取脑子，只是一种风俗，仅对死人而言，并且吃食的时候，对死者是极为尊敬的，毫无残忍的地方。

1979年，中国人类学家贾兰坡撰文批驳了伯高尼奥的观点。他对北京猿人化石做了深入仔细的研究之后发表《远古的食人之风》一文，在文章中，他认为学者魏敦瑞的分析是正确的。他肯定地说，远古的北京猿人绝对存在食人之风。他推测说，北京猿人在“吃人”之后，将被吃的人的头骨带回山洞作为盛水器皿，这就是为什么山洞里头骨多的原因。他具体提出了四个理由：第一，猿人头骨的颅底部分破裂，这应当是用棍棒敲破颅底，取食脑子的结果；第二，猿人洞有大量纵裂的长骨，这应该是取食骨髓造成的；第三，在猿人洞还发现了大量火烧过的人骨，应当是烧烤人肉后留下的；第四，洞穴灰堆里有很多人骨碎片，这明显是食用后留下的。

同年，吴汝康教授在《也谈“食人之风”》一文中，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北京猿人并没有食人风气。并且对以上四个方面一一进行了反驳。
第一，头盖骨部是穹窿形的，厚薄比较一致，由于受力均匀，可以经受较大压力而不破碎；但头骨颅底部分有许多供神经和血管通过的孔道，骨质厚薄不一，受压后容易破碎。所以猿人的头骨颅底部分破裂，也是很正常的。第二，除了敲打之外，造成长骨纵向裂开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泥沙侵入断裂的长骨髓腔，由于潮湿膨胀从而产生向外的压力，在这种力的长期作用下，就可以导致长骨发生纵裂。第三，骨骼是一种良好的燃料，北京猿人很可能用人骨做燃料，所以才会在山洞里发现大量的烧骨和骨骼碎片。此外，如果人骨靠近火源，也可能被火烧到。
吴汝康还认为，像大猩猩这样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它们之间是和平共处的，并没有相互而食的习性，所以人类在远古时候也不会存在食人之风。
究竟远古时候有没有食人之风，至今还是个谜，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解答。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唯一的愿望是：食人的现象永远别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