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文章赏析： 谁的灵魂更可悲（2 完整全文）

冥灵的庙堂

据说孙志明困难的时候每天只吃两包方便面。

　　看了这些资料，我开始对孙志明的勤勉和奋斗有了同情，对他卖身出书的方式也有了理解。

　　写作是一种非常主观化的劳动，其特点之一就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感觉常常与社会其他人的评价大相径庭。许多初始写作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觉着自己呕心沥血的书稿非常了不起，一旦出版定能引起轰动，但出版社就是不识货，把他当成一般的小人物忽略了。作为一个无名之辈，孙志明想以这样的极端方式引起社会注意，我觉得与某些不法商家的欺诈炒作不能相提并论。

　　做法虽然让人感到不太舒服，但可以宽容。

　　二
　　在录制节目的现场，我见到了孙志明。
　　如我预料的，是个本分老实的年轻人。

　　在我们见面之前，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小插曲，一位企业家答应用某种赞助的方式帮助孙志明出书。

　　我和孙志明自然谈到了他的卖身出书行为。我说，现在重要的已经不是讨论你卖身出书对还是不对。你的书稿在网上放着，又经过媒体的一轮宣传炒作，许多人已经开始注意你了。那么，如果你的书本身写得不够好，即使有这样的响动了，出版社还是不愿意出版，你该怎么办？或者由于企业家的赞助，这本书顺利出版了，但从文坛来说，专家认为你的作品没有价值；从市场来讲，读者也认为不好看。假如万一遇到这种情况，那么企业家的赞助就成了一个单纯的文学扶贫项目，那时候你是选择继续写下去，还是就此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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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写下去，你的书专家不看好，读者不认同，自然还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你的书。因为你的作品已经经过市场的检验，证明并不成功，那时候又应该怎么办？

　　我对孙志明说，这就是我愿意与你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了。
　　这里，我想先谈谈今天对待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首先，文学是一种看起来门槛很低的事业。

　　这话怎么讲呢？你看，当工程师，肯定得读到本科，最好还要读完研究生，之后得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才能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做翻译家，首先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母语的修养也不能低，否则就做不成好翻译。搞文学呢，不要说不读本科，大学没毕业，连中学生、小学生都可以写。韩寒不就是中学几门功课都亮起红灯时写出名的吗？这样看，文学是一个门槛很低甚至没有门槛的行业，谁都可以去干。

　　可是另一方面，文学的门槛又很高。

　　中国经过大学苦读以文凭进入工程师门槛的人数以百万计。可是估计作家连数以万计都不会有，以我的了解，中国的职业作家也就以千为单位。而且，在以千为计数单位的作家群中，很多人单靠写作还养活不了自己，过着相当清贫的生活。所以，文学又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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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明“卖身出书”与文学（2）

你看，百万计的工程师和以千计数的作家，比例是一千比一。

　　当作家比当工程师要难很多呢。

　　所以，搞不搞文学，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讲，只是一个很具体的人生选择。

　　我以为，对文学既不必像有些人那样把它庸俗化，成为一种文化快餐，以情色暴力迎合市场；也不必把它太神圣化，比如灵魂的工程师一类。作为一项事业或一种职业来讲，文学也好，科学也好，医学也好，包括做生意经商也好，要一视同仁。

　　在面对职业的选择中，它们是一样的。

　　那么，一个人究竟是否应该选择文学和写作，除了热爱之外，还要看看自己是否擅长。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这个职业中已经做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我几乎每年都看到那么多年轻人在文学的这条路上奔走。坦率说，仅从爱好上讲，我希望人人都喜欢文学。中国人都喜欢文学，把文学当成一种爱好。无论白天从事什么职业，可以编程，可以设计，可以经商，可以科研，可以做工，可以种地，晚上回到家高兴了就发两个帖子，写一段博客，在网上到处走一走串一串，交流交流，很好很帅气嘛。

　　然而，作为一种职业选择，就一定要理性对待，要看这种职业是否适合自己，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长，是否能用这种劳动方式养家口。用我自己的话讲，这些年我不断看到年轻人为文学牺牲，而且是前仆后继地牺牲。当然，这种人生奋斗作为一种精神是可嘉的，但生活是实际的，柴米油盐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一个年轻人写作了一二十年，特别像过去的那些年还没有电脑，只能每天伏在案头辛辛苦苦地爬格子，稿纸写了一麻袋，最后一本书都没有出成，生活穷困潦倒，这时即使放弃文学去干别的，不仅把生命中最好的年华牺牲掉了，而且别的方面也没有优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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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选择从人生来讲是有误区的。
　　中华民族有崇尚文学的传统，所谓“文以载道”。历史上许多文人享有很高的地位，如李白、杜甫、苏东坡……这种传统沿袭至今，虽已大大削弱，但文学仍然比其他职业更容易吸引年轻人，也仍然有大批的年轻人愿意为文学而“献身”。

　　作为一个作家，我对年轻人的劝告是，选择文学一定要慎重。

　　文学并非是所有人都适合从事的职业。鲁迅临终时特别嘱咐，希望儿子不做空头文学家。这也是一代文豪对文学这个行当最中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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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接下来，我还谈了对孙志明作品的看法。

　　我说，为了和他的交流比较具体，我特意看了他放在网上的长篇小说《拂尘而去》。这部作品的结构方式是，每一章先人生咏叹，后面跟一个小故事，这是当前一些畅销书经常采用的“小故事大道理”的方式。那些书是人生励志类的，可以那样写。但他写的是文学。文学恰恰不能像“小故事大道理”这样的写作方法。文学经常是“大故事小道理”，甚至是“大故事无道理”。

　　道理是在故事中自然而然渗透给读者的。

　　《三国演义》讲了那么多故事，道理只有开篇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是这本书内涵着多少道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包括做人的。仅仅“千里走单骑”一段，关云长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美德，任何人看了都会深受感染。这就是好的文学。如果作者写了一大篇做人道理，文字也很漂亮，但故事跟这些大道理完全不匹配，这种创作就是失败的。

　　所以，文学写作要从特定的角度、人物、故事等基本要素着手，故事要有穿透力。
　　就我目前读到文字，我对他的评价是，离成功的文学作品还是有距离的。

　　第一，我觉得他搞文学有成功的希望。这不是客气，也是不戴高帽，他的文字表达很好，确有成功的希望。第二，虽有成功的希望，但没有成功的把握。这里指的成功，不是出成两本书，而是说成为一个好一点的作家。那么，我从他目前写出的文字中还看不到这种把握。他想当职业作家有一点风险。第三，即使他今后在文学上成功了，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了，按我的感觉，他可能走不了畅销书的路子，也不会很火。他要准备承受寂寞和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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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许多年轻人说过，文学是一条寂寞的小路，而不是热闹的康庄大道。

　　对这一点，立志搞文学的人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孙志明这次卖身出书，甚至摆出个自杀的样子，着实热闹了一番，也热闹出了一点名堂，得到了企业家的赞助。但这样的声音只能有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能再做了。

　　不仅孙志明不能做，希望别人也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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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谈话结束前，我还给孙志明提出具体建议。

　　我告诉他，他觉得自己的小说反映了底层生活，但作为文学来讲，它没有太特殊的意义。现在底层的社会新闻不少，人们已经见识了很多。

　　文学要反映底层生活，要有文学的特殊角度和特殊样式。

　　我说他的身世倒有一点故事，比如写了十年书一本也出不成，最后用一种让人看着有点过激的卖身出书的方式引起一片争论，包括到电视台做节目，还有一位作家对他的作品和人生进行评点。这些都可以成为一篇小说的前半部。后半部呢，有一位企业家表示要赞助他，让他去他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他呢，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写作才能又提高了一步，稿件得到出版社认可，彻底告别了招求赞助的生活，重归纯粹的写作中，成为写作高手。

　　还有一种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历练，他发现文学并不是自己的最好选项，他认识到自己有其他方面的才能，或许在别的领域发展更适合他。于是乎，这篇小说成为他最后一部作品。

　　这是我为他的小说构想的两种结尾。
　　那么，对于他的人生来讲，也可能是这两种结尾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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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保护爱心（1）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报道南昌救助站的现状。

　　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每日接待的骗子居然比乞丐还多。一些人以救助为名骗取火车票后，再到售票窗口退票或低价卖给乘客。并且这些人已结成帮派，跑票者为“马仔”，上有“老大”组织控制。每个马仔每月须完成800元跑票费，多余的“利润”才归自己。这则新闻说，在南昌等许多城市，“跑站”者竟占到了救助人数的60%。工作人员虽明知对方不属于救助对象，但如果不给车票，对方动辄大吵大闹，严重者甚至毁坏公物，打伤工作人员。无奈之下只好将票给出，以防进一步纠缠。

　　关于骗乞，关于一些恶人强迫残疾幼儿行乞的劣迹，我们已看了太多报道。

　　一次，我与一位外地来京的朋友约在车站见面。等人的时候，面前走过一个弯腰拄拐、表情痛苦的男人，拖着一条残腿依次向路人乞讨。这样转了一圈之后，他缓缓蹭到路边，我的目光本来对他只是无意识跟随，却突然被刺了一下。这个男人回头看看，见无人注意，猛然直起腰来，将那支用来支撑身体的木拐夹在腰间，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就在接近对面车站的时候，他又重新弯下腰，找回了刚才的姿势和表情，仍像一个伤残老者呻吟乞讨。

　　这使我内心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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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位导演，属于仗义行侠的性情中人。为助学两个边远山区的孩子，按月寄钱已坚持了几年。这件事成了他的一个兴奋点，每有朋友聚会总要提起。并不为炫耀，而是两个孩子确实争气。不仅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优异，还常常写信向导演“恩人”汇报各自的学业与进步。更让他欣慰的是，村委会有时也会在信后附上“证明”，对导演的“高尚行为”表示感激。两年前他去那个地区的省会出差，特意要了朋友的车，兴冲冲带了一大堆衣物文具一路奔驰去看两个孩子。风尘仆仆地找去一问，才知两个孩子根本不存在，名字成绩均为造假。几年来他按月寄出的学费与生活费一向由村干部领取，那一封封汇报学业的信也由他们安排专人定期写好寄出。这在当地并不是秘密。村里人说，这样的捐款还有好几笔。

　　导演目瞪口呆，回来后发誓再不做任何捐助。

　　行乞，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我曾到过美国的一些城市，在热闹的街区和旅游景点也见过乞丐。他们往往默默地站在街区一角，手持缸子或底朝上的帽子。也有的会在路人经过时凑到耳边轻声喃喃，我听不懂，问陪同的朋友，知道他们说的是“借两块钱花花吧”。

　　现今的美国人穿着相当随意，街上西装革履的人极少，大多数人都很休闲。这恐怕也是生活水平的一种体现，穿衣不再显示身份或财富，而回归到舒适与保暖。行乞的人表面上看也都衣着普通，甚至算得上整齐干净，并没有通常中国人概念中的可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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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奇怪，问陪同的人为什么街上行乞的是些并不衰老甚至看来身体健壮的人？朋友说这很正常，在美国，伤残老幼的生活由政府负责，这些人是不允许也用不着乞讨的。而那些拿着缸子站在街边的人不属于救助对象，之所以行乞，只因为流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愿意这样活着。

　　原来如此。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常看到报上公布的一组组数字，我们的产值增速多少，人均收入又提高多少，中国如何已进入大国行列，国人应当怎样转变观念以具备与大国相匹配的心态云云。

　　但我常有另外一想。为了那些高楼大厦，为了当下某种数字的增长，中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仅从道德层面上说，许多人不再相信求助的眼泪，面对乞讨者伸出的求助之手，选择默默走开。

　　这或许并不能责怪人们缺少善心。

　　当报上披露一些恶人强制孤残儿童上街乞讨行骗时；当那些屡见报端的救助款被挪用，救济物资被贪污时；这些现象对善心的打击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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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与爱心常常很强大，可以创造许多奇迹。

　　但善意与爱心又很脆弱，经不得欺骗和打击。

　　扶助弱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所以有面对求助的冷漠，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对善意爱心的制度性保护的某种缺失。

　　当一个人献出爱心时，知道自己的爱心未被亵渎，这是最基本的权利与要求。

　　前不久东北发生的一件事情使不少人感动。一个患有严重脑疾并因此失明的儿童心存一个美丽的梦想，希望能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但孩子的病情已经不起远途跋涉，于是，通过媒体和互联网，两千多人自发地组织起来，以一个“善意的谎言”在距其不远的城市模拟了天安门的升旗仪式，满足了这个病患幼儿的最大心愿。

　　也有人不屑，觉得“小题大做”，是一种“资源浪费”。

　　但我以为，当两千多中国人用真诚的祝愿为病弱的孩子编织梦想时，他们自身已得到了最大的回报，那就是在这个活动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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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不是“逼”出来的（1）

近两年，台球少年丁俊晖和钢琴家郎朗被大规模报道，成为被追捧的偶像。

　　但我认为，他们的成长之路并不值得效仿。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所冒风险太大，一旦失败，家长和孩子都无法承受。此外，大量资料表明，少年天才固然博得了全社会的艳羡，但审视他们的个体成长之路，无不有着太多的泪水和委屈。

　　一年前，我曾看过对美国摇滚歌星杰克逊的一次访谈，说起自己的童年，他甚至痛恨将自己培养成人的父亲。他缺失童年的玩伴，从有记忆起就经受着严酷的训练和疲于奔命的演出。他说自己没有童年，长大后一直渴望重温童年的快乐。在那些引起世人诟病和猜疑的种种怪异之举背后，我看到他童年生活的累累创伤，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是令人悲悯的。

　　谁也不能说杰克逊的父亲不爱孩子，他甚至可称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将在贫困环境中成长的一群儿女培养为享有世界声誉和拥有亿万资财的音乐家。从世俗的角度说，他和他的儿女们都应该算“成功者”。但儿女们成年后屡遭嘲笑的举止，并不能简单地用我们这个社会通常流行的所谓“思想意识不好”加以解释。

　　现今中国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子女不仅承载着一般的社会义务，在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中，还承载着父母以至祖父母们的梦想。每个孩子只有一次生命，童年的时光短暂而且宝贵，这一时期的种种经历往往会埋藏下影响其一生人格的重大情结。在阳光下健康快乐地长大不仅是童年的需要，也是孩子成年后拥有健全人格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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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亲谈起女儿的教育，很是苦恼。他和妻子为此屡生争执。他希望孩子多一点玩耍，别搞得太累，但左右不了妻子的想法。他说，根深蒂固的“唯有读书高”固化在妻子的每一根神经里，一天到晚让女儿学这学那，孩子的天性受到很大压抑。但他又想，让孩子从小受苦，也许不是件坏事。现在约束了孩子的自由，说不定还是一种磨练呢。

　　他问，到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告诉他，孩子也生活在现实中，应对现实的本领肯定是需要的。关键要把握一个度，“适当”才好。孩子上学了，成绩不好，同学会歧视，老师也不喜欢，自然谈不到自尊和自信。因此，好成绩是必要的。我曾写过一本书《把孩子培养成学习的天才》，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高效学习指导法》，就是为望子成龙的家长写的。我在书中总结了一些方法，让家长指导孩子用科学的态度、最少的精力学好学校要求他学习的东西。

　　我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但上中学以后，对政治及作文课极其厌倦，曾有一度成绩不大理想。问他理由，孩子理直气壮，说政治口号三天两头变化，今天花了很大功夫背诵，明天就可能什么都不是。此外，规范作文的起承转合像八股，和同学们时尚活泼的表达方式相去甚远。儿子曾拿出他的语文试题让我作答，结果竟令我这样一个作家出了不少“错误”。但我并不希望孩子鄙薄这些课程，因为在当下的教育制度下，这些课程在高考中将和数理化一样计算成绩。我告诉他，考试成绩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他能否进入理想的大学，进而影响自己未来的前途。我教给他一些学习方法，比如怎样提高记忆力，怎样归纳和整理，用最聪明的方法和最短的时间将课内功课掌握好，这样才可能用多出来的精力去发展和实现自己的天性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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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许多专家质疑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我也同样有此质疑。然而，教育体制的形成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得了的，更不是作为个体的家长和孩子所能抗衡的。

　　还是那个观点，丁俊晖和郎朗的成功没有普遍意义。

　　谈孩子的未来不能离开成长的环境。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一般意义上的世俗成功，比如在学校成绩好，长大了有个好工作。如果将来孩子走入社会，同龄人纷纷在职业和收上超过他，会使孩子心理失衡，那同样体验不到幸福，这不是简单的心理素质问题。

　　孩子在童年和少年自然不可能懂得这些，那么，家长的态度攸关重要。
　　既要让孩子成功，同时还要快乐，快乐似乎更重要。
　　然而，不成功的孩子找不到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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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要靠奋斗，也要靠机遇。而机遇通常只会落入那些有准备的人之手。这个道理大多数人都知道，但如何准备，每个人的理解却大不相同。人的一生就像爬一座山，使用什么样的工具，选择哪一条路径，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世上没有人愿走弯路，但成功者身后留下的却往往是一条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路。这说明捷径是不存在的，靠一时的投机取巧似乎能取得某种“成功”，但如果手段不光明，迟早会受惩罚。这样的例子在当今太多，用不着一一列举。

　　这就是命运的“公平”和所谓“上帝之眼”。

　　如果这位年轻人一时用“银子”为自己铺出一条路，下一回呢，还得继续用“银子”铺路。没有真才实学，也许靠投机一时挣到了“银子”，但迟早会“断顿”，那时又怎样？

　　我在回信中告诉他，能够考入大学，并在学习期间担任那么多社团工作，说明他具备相当的能力，对这一点要有自信。此外，人生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要短视。靠一时取巧通常不会持久。不怕吃亏，未必不是勇者。不羡慕别人的“小聪明”，坚定地遵从自己的信念，脚踏实地的努力，最终会获得人生的成功。

　　我在几年前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成功，健康，快乐”。快乐永远是重要的。但快乐的前提是心地的光明，没有阴影。有道德阴影的人通常不会快乐。
　　祝愿这位年轻人成功而且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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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记住那些高尚的身影（1）

致一位医生的信——我为什么写《底线》？
　　sun_X：你好！
　　当晚就看到了你在“2005-11-29 18:34:53”的留言。
　　你看了我的中篇小说《底线》及部分朋友的留言后写了下面这段话：
　　“老柯，你是名人了，你写这样的文字有没有考虑到后果？？？
　　医者父母心，我自认我是一个有医德的好医生！！！

　　你这样的文章将所有医院所有医生贬得一文不值，如评论所言，是社会的毒瘤？！
　　你有没有调查研究？？你对医疗行业有多少发言权呢？你了解我们的医疗体制吗？
　　我看不到原文了，麻烦你给我再留一份吧，也好探讨一下！”

　　sun_X，首先，谢谢你关注我的博客并且留言，很愿意与你探讨。
　　你说自己是个好医生，我信。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医生确是好医生。这并不是套话。一个人对人生专业的选择是有其人格特点的，除了那些为生计所迫的选择外，如喜欢搞财务的人有搞财务的特点，喜欢弄电脑的人有从事电脑的特点，喜欢艺术的人特点就更明显，而一个人选择学医，“救死扶伤”自然应当是其人格的一部分。

冥灵的庙堂

　我关注医学比较早，家族中有人从事西医，而我的爱好是中医。当然，爱好可能引发我对这一领域生活的兴趣，但写小说却是另一回事。《底线》是一部中篇，篇幅不大，不可能对中国的医疗现状做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即使作者有此愿望，这也不是小说的功能。

　　你说我的文章“将所有医院所有医生贬得一文不值，如评论所言，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你看过小说，相信不会得出这种印象。

　　之所以将小说定名为“底线”，是因为在我的观念中，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仅一般民众有所谓道德“底线”，社会的价值与良知更应为一些阶层所支撑。如教师，如记者，如法官，……当然还有医生。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阶层都在道德操守的“底线”陷落，应当引起忧虑。

　　然而，在我的生活环境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底线”崩溃。周围的人初始还会义愤，时间久了，纷纷变得麻木，以为生活就是这样，虽不理想，但无力改变。

　　我在《底线》中写到的鲁小兵并非通常意义的坏人，他大学毕业后，先作为援助项目在国外工作了两年，回国后的现实与想象有极大落差。鲁小兵工作很辛苦，医术也并不差，但总比旁人挣得少而且少很多。郁闷之中肯定要探其究竟，这才得知另有挣钱方法。他也有过内心冲突，但其心理“底线”终于随着对金钱追逐的情势一点点陷落。作品只是客观展示了这个过程。

冥灵的庙堂

　不久前，我曾就傅彪的过早去世写过一篇短文，谈到了“相对贫困”问题。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有了过去无法想象的提高。许多家庭在温饱之后，拥有了住房和汽车。但人们并不满足，相对于几十年前的物质匮乏，人们普遍对金钱有了更多焦虑。

　　这也许是社会转型期无法避免的一个阶段，我无意对此作出道德评价，却希望人们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关注精神的平衡与健康。

　　应当说，《底钱》写到的医院生活远不是最腐败的，不久前中央台《新闻调查》播出的哈尔滨一家医院发生的故事要触目惊心得多，而媒体最近几年更是揭出许多无法想象的腐败与黑暗。

　　这里，我想披露有关《底钱》的一点“花絮”。
　　我的长篇小说《新星》、《龙年档案》都是在《当代》发表的，记得编辑部看过《龙年档案》之后，曾说“柯云路从现实主义作家转变为浪漫主义作家了”。我当时对此评价大不理解。编辑认为，《龙年档案》中的罗成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想象。当然，后来媒体大量报道了时任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事迹，而《龙年档案》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即取材于此。

　　《底线》写好后，我很自然地将稿子投给《当代》，而这次他们做出的是另一种评价。认为作品太写实，而文学应当不同于生活，应当有激情和梦想。

　　不久前，北京台连播了这篇小说，我从听众那里得到了许多相当正面的反馈。他们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好，写得深刻，等等。
　　你看，同样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感受就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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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记住那些高尚的身影（2）

告诉你这些，是想说明，即使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其风格样式也是不同的。《龙年档案》的激情和理想，一点也不妨碍作者看到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说到这里，还想说一点题外话。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统治下，有所谓“三突出”原则，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可能会一脸迷惑。那时的所谓文学，只许写光明面，《底线》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时代的进步，一个自信的社会才能容纳批评。

　　我在医学界有许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医术高超，品德高尚。我的姑姑就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几十年来兢兢业业，视患儿和他们的亲属如家人一般。她身体不好，常常拖着疲累之身带病工作，现在七十多岁，还四处讲课带学生。姑姑即使在自己生活也不宽裕的情况下，仍会尽最大可能帮助病人。她的清正廉洁坚持至今，每有患儿亲人送来谢礼，她总是如数退还；实在无法退还的，会将高于同等价值的钱及时汇出。

　　应当说，她的品性和人格给了少年时代的我很大影响，我在长篇小说《孤岛》中曾写到一位女医生，在困境中忘我地救助病人，那里就有姑姑的影子。

　　再往近了说，大家都知道的钟南山、高耀洁、桂希恩，这些感动了中国的医生们。这里，我还想再加上一个名字，那就是北京301医院的###医生，全中国都应当感激他，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事迹。

　　我不想说钟南山在“非典”期间那些众所周知的活动，只讲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小事。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钟南山医生对病人关怀备至，冬天气温低，为了让病人感觉舒服一点，他每用听诊器之前，会把它放在手心里暖热，然后再放入病人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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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医生桂希恩冒着危险到艾滋病区采血取样，又将病人接到家中治病的事迹也已广为人知。为了防止血液感染，他总是亲自取样，而不让年轻的助手帮忙。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面对荣誉时那一脸的安详和平静，他对自己的评价：“这没有什么，是一个医生应当做的。” |

　　不知你是否看过中央台播出的一个镜头：七十多岁的高耀洁医生在“感动中国”的年度活动中站在高高的台阶上，迈着已不大利索的双腿，坚持不让人搀扶，自己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下来。就是这样一个衰老之躯多年奔走在艾滋病区，买药品发传单，扛起了一个民族的责任，让世界知道艾滋病人的惨状，让艾滋病人获得他们应当享有的医疗与生存的权利。

　　这是一些高贵的灵魂，我还知道很多很多……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们将愧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一个曾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辉煌文化的民族，一个崇尚诚信与讲究道德的国度，虽然在现阶段出现了那么多令人遗憾的丑恶现象，但因为有了###，有了钟南山，有了桂希恩，有了高耀洁……使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文明进程与发展有了稍许的自信。

　　物质文明的进步会使一个民族走向强大，然而，一个民族真正强大并得到世界尊重是精神文明的伟大。今天，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文化传统的恢复与重建，这是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