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生病是因为有需要，生病是因为有好处二

孟姝轶

病给他人：第十四个好处，将自己过劳的压力外示给周边环境，不仅在自己心理上，而且在整个周边环境中取得休息的权利。
于是会得到这样的结论：病人是因为劳累生病的，病人要休息，谁都能看到这一点，谁都会这样认为。
所以，病人常常能在难于取得休息的情况下获取了休息的权利。
在家庭中，向家人获取了这个权利。
在社会中，向同事获取了这个权利。
病给他人：第十五个好处，不仅在自己心中，而且在周边环境中回避了尖锐的矛盾，获得了缓冲余地。
疾病在身可以回避许多尖锐的矛盾。
疾病可以使一切事情有所拖延。
疾病有拖延债务的道义权利。
疾病可以推迟预定的外交活动。
疾病可以有免上法庭受审的权利。
疾病可以使很多事情缓冲、延缓执行。
疾病的“理”常常大得很。
疾病是没办法的办法，但常常又是没有其他办法能比它更有效的办法。
病给他人：第十六个好处，是将过度的感情外示给对方的手段。
爱得过度，自己承受不了，转化为疾病，可以缓解心灵的压力。
另一方面，它也能外示给对方。自古以来，多少痴情人用爱情病来感动对方，以达到求爱的目的。
有的直至死亡。
人类是很会制造感情故事的。
疾病也是一种表演。
病给他人：第十七个好处，不仅在自己心理上，而且向周边环境推卸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疾病是推卸与解除自己责任、义务的最堂皇、最合理、最自然的方式。
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有足够的经验来理解。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会运用这种生病的权利。
病给他人：第十八个好处，调整与他人的关系，改变自己在某个环境中的地位。
这是疾病的一个重大“好处”。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关系中，不同的疾病能取得不同的调整效果。
疾病的这一功效是十分显著的。
通用范围也是十分广泛的。
这诱使人在很多时候不自觉或自觉（有时确实是自觉）地运用疾病的手段。
病给他人：第十九个好处，表现在家庭中，疾病是调整家庭关系的有力手段。
疾病常常是战胜爱人、子女、父母的有效手段。
疾病常常是召唤家人聚焦在自己身边的有效手段。
疾病常常是在家庭中表现自己愤怒等情绪的手段，也常常是表现歉疚、忏悔的手段。
疾病常常是人们用来维系家庭、束缚家庭其他成员的手段。
疾病是弥补家庭裂缝的手段。
疾病是患者颠倒自己角色、变换自己角色的手段。例如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一旦病了，就可以变成小孩子，接受全家人的爱护与照顾。
疾病是推卸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最有效手段。
疾病也常常是回避和对付难以解决的家庭尖锐矛盾的最后手段。
疾病有时成为死亡婚姻的不合理的维系物。患者用疾病的手法，从道义上牵制对方解体家庭的决心与步骤。
疾病在家庭中，是求取他人同情、照顾的手段，又是向他人发出威胁的手段。
疾病是家庭关系中的矛盾缓冲物，同时，又常常是家庭中矛盾斗争的恶性手段。
疾病是一个人维持或争夺自己在家庭中一定地位最常用、最隐蔽、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有时候，它是令人怜悯的。
有时候，它又是令人厌恶的。
当一个不得不运用疾病的方式来维护自己起码的、合理的家庭地位时，令人怜悯。
当一个人肆意运用疾病的方式来达到自己在家庭中不合理的目的时，则就令人厌恶了。
家庭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环境。疾病在家庭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因此，疾病在很多时候是因为家庭原因而产生。
许多疾病是家庭病。
许多疾病中有家庭病的因素。
调整家庭关系，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这是疾病的好处。
当人们不认清这一点时，就将永远成为疾病的俘虏。
有的人终生在家庭病的控制下生活。
那真是人生的悲剧。
病给他人：第二十个好处，表现在社会中，一个人运用疾病在家庭中可以取得的好处，在社会人际关系与环境中常常也能相应得到。
疾病确实是调整人际关系、维护自己地位的一种常用手段。
疾病就有这样“二十大好处”。
概括起来就是：释放情绪；自惩解脱；自我放松；自我回避；情感自伤；自我推卸；充实无聊；自我麻醉；示弱自保；获取同情；吸引关注；过劳休息；外示情绪；当众自惩；推卸责任；回避矛盾；感动爱人；调整关系；战胜家人；战胜环境。
现在，我们便可以对自己，也可以对整个人类发问了：
面对疾病这么多的“好处”，人们难道不受疾病的诱惑吗？
疾病有这么多“好处”，有那么多功效，它每时每刻在对人类发出强有力的诱惑，而人类又认识不清这一切。既认不清疾病的这种“目的性”“应需性”，又认不清疾病的有害性。于是，人人都在运用疾病这一手段。
人类何时能够摆脱疾病的诱惑呢？
人类能够摆脱疾病的诱惑吗？

大鱼海棠

人类能够摆脱疾病的诱惑吗？

——我不想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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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姝轶

第十二章
可能直接暗示造病的医学、卫生文化

相当多的疾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有关疾病的理论暗示出来的。
相当多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有关疾病与死亡的理论、观念暗示出来或者说是暗示促成的。
也可以说，相当多的病人是被各种“不治之症”的说法吓死的。
潜意识制造疾病的八个原则。

现代医学并不否认文化背景对于疾病的发生有影响，然而，它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还是不够的。
我们的“新疾病学”认为，疾病是在自然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的合并影响下，身心两个系统全息对应组成的人体发生的一种变化。
疾病对于其他动物，它可能是纯自然现象，然而，对于人类，它既是自然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人是社会性高级动物。每个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疾病对于人类来讲，确确实实同时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
任何疾病，既是自然病、生物病，同时又是社会病、文化病。
人既在物理空气中生活，还在社会、文化空气中生活。人体始终处于社会文化的浸泡中，没有一种疾病能不带有文化的影响。
就疾病而言，没有文化的真空存在。
可以这样说：潜意识在制造疾病时，是充分运用了社会文化提供的全部逻辑的。我们的“新疾病学”不是一般地认为文化背景有影响于疾病，而是认为，疾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现象。
一个人的潜意识与整个人类社会的潜意识相通。
整个人类的潜意识就是人类社会文化积淀而成的。
潜意识在制造疾病时，是运用了全部人类社会文化的相关逻辑的。
那些是制造疾病的“程序”。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论述一下我们的“新疾病学”关于疾病发生的原因及发生原理的大致模式。
疾病发生，有外界原因。
第一大类外界原因，是各种通常医学意义上的致病因素，如微生物性因素、机械因素、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缺少必需物质、过敏原影响的因素，等等。
还有通常医学讲到的疾病条件，如气候、温度、湿度等客观条件，有一些人工导致的环境条件。
这一类原因，无论是来自自然本身，还是来自社会（如空气污染），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归为自然性原因。
第二大类外界原因，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的、心理的信息刺激，各种各样的压力。
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家庭、周边环境、社会人际关系、整个社会文化背景，都在对人施加各种刺激与压力。
上述两大类刺激与压力作用于人体，人体的意识系统与生理系统相互全息对应，综合接受和处理着这些刺激与压力。
这时，意识系统主要是潜意识调控着包括生理在内的整个人的身心，就会用各种变化来应对外界压力。
有一种变化就是疾病。
潜意识在制造疾病时，有以下几个原则：
一、它充分感受并估计到了自然性外界原因的刺激与压力，也清楚估计到了人体生理对这些刺激与压力的承受限度。
二、它充分感受并估计到了社会、心理性的外界压力。
三、它完全“知道”生理系统对自然性外界压力是如何应对的。
四、当它制造疾病时，要把自然性压力与社会性压力综合起来考虑，并综合运用它们作为素材。
五、当它把这些压力转化为疾病时，运用了人体自身的心理-生理逻辑。
六、人体的生理逻辑，主要是人与自然对应的逻辑。譬如寒流来了，人抵御不及就可能受寒致病。这里就有生理逻辑。人是自然的缩影，自然如何阴阳运动，人也如何阴阳运动。自然界阴阳平衡与不平衡相互转化，人的阴阳平衡与不平衡也相互转化。
七、人体的心理逻辑，主要是人与社会对应的逻辑。譬如人受到他人侮辱就会产生报复冲动，这里就是心理逻辑。人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的所有规则、所有条款、所有关系，广义说，所有文化，都会转化为人体的心理逻辑，成为它的程序。譬如社会有交通规则，有违规便不光荣的文化，一个人犯规逃逸就可能又紧张又不安。这就是社会规则、社会文化转化为人的心理逻辑。
八、人的心理运动，是心理（即意识系统）自己的事情，它自然完全掌握。
生理系统既受心理系统（意识系统）的调控，本身也还有一定的独立操作的“自主性”。
生理系统有它在意识系统调控下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
当我们对疾病的发生有了这样的整体概念后，也便知道人类社会文化对于疾病的影响及作用了。
这里讲的“文化”是最广义的，它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
首先，社会文化是造成疾病的外界刺激、压力的一大来源。
在这里，人类社会中的所有罪恶、邪恶的文化都难逃其责。人类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压迫、剥削、掠夺、欺诈、专制、武力、强暴、战争、色情、弱肉强食，政治上、思想上、人格上、心理上、生理上的强奸，自私、贪婪、无耻，等等，都是制造人类疾病的罪魁祸首。
对于这一点，人类通常都能认识到。
因为这是完全外显的事情。
其次，社会文化是人类制造疾病的心理逻辑来源。
对于这一点，人类就不一定很清楚了。
因为这是内含的事情，是隐藏在心灵内部的事情。
潜意识在制造疾病时，如何运用文化逻辑作为自己的程序，这是我们的“新疾病学”要着重揭示的。
潜意识制造疾病，运用全部文化作为自己的逻辑程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运用文化中有关疾病（与死亡）的理论，直接暗示、制造人体的疾病。
第二个方面，运用人类社会对疾病给好处的文化逻辑，结合个体需要，有目的地制造疾病。
第三个方面，运用人类文化提供的隐喻语码，形式具体地制造疾病。
本章中，我们先来谈第一个方面。
运用文化中有关疾病（与死亡）的理论，直接暗示、制造疾病，这主要是针对人类的医学、卫生学、保健学、养生学、生理学等等。
这些学说的产生是为了人类战胜疾病，实现健康。然而，这些学说，这些学说的众多观点，一方面在指导医疗、康复、健康实践，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包围、浸透、腐蚀人类，每日每时在制造疾病，造祸于人类。
相当多的疾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有关疾病的理论暗示出来的。
相当多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有关疾病与死亡的理论、观念暗示出来或者说是暗示促成的。
也可以说，相当多的病人是被各种“不治之症”的说法吓死的。许多患者在不知道自己患有癌症的情况下，其状态还可以维持相当长久的生命，然而，一旦获悉自己已患不治之症，生理、心理就会迅速崩溃，很快就死亡了。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作者就听说过很多。
这充分表明有关医学的“理论”具有多么大的精神暗示力量。
这也非常典型地说明，有关疾病与死亡的各种理论，对于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死亡，有时也负有某种“责任”。
精神暗示既然能够导致癌症迅速发展恶化，也能导致其他疾病发展恶化。
精神暗示既然能导致疾病发展恶化，它也能导致疾病的发生。
一位年轻女性，其父亲患肺癌，但她本人从未介意。她生育后未能哺乳，过去也不曾介意。后来有一位医学专家告诫她肺癌有很大遗传性，她又反复听闻不哺乳易得乳腺癌的说法，这样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使她忧心忡忡，精神压力日增，结果没多久还真患了乳腺癌。虽然她患癌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这些“医学理论”的暗示，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
现代社会是各种医学、卫生学、康复学、养生学理论广泛覆盖的年代。各种传播媒介，各种科学的或商业的宣传，将有关疾病发生、发展及死亡降临的公式无比大量地撒向人类的文化空气中。人类在有关疾病与死亡的多得不可计数的理论公式中生活，到处都是暗示疾病的汪洋大海。
在这方面，信息污染有时到了极为有害的程度。
特别是在医疗彻底商品化的现代，一切医药、医疗器械、保健产品的倾销，都在用疾病威慑民众。有些医疗广告策划人的成功经验就是威慑二字。这一类医药卫生产品的商业化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在消灭疾病，不如说是在制造疾病。
因为它们需要制造疾病。
我们必须从多方面来衡量现代社会的医疗卫生活动。
无论其是打着科学的旗号，还是立着商业的招牌。
从一定意义上讲，医学需要凭借疾病的存在建立自己的权威；医疗产品的商业生产要依靠疾病的存在创造自己的利润；相关的一切传媒宣传，也依靠疾病的事实而获得自己的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审视：哪些医学的理论、实践及医疗产品的生产对于人类战胜疾病是必要的，而哪些是多余的、有害的。
仅此还不行，我们还须明白，“必要”与“多余”的界限只是大致划定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所有必要的医学理论、实践及相关的医药、医疗器械产品，只要超过界限地滥用与滥广告也都可能有其多余的、有害的一方面。
我们的“新疾病学”认为自己的理论也是这样。我们绝不希望将这种理论绝对化，并不愿将这种理论扩展到超出限度。
必须认识到，关于疾病发生、发展的任何理论，都不该过度地宣传，都应该有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人类应该对疾病有所恐惧，这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人类又不该对疾病过分恐惧，那同样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现代医学理论及医学实践被商业化行为扩展以后，造成了广大的暗示疾病的信息污染。在有些情况下，很难说现代医疗是治疗的疾病多，还是制造的疾病多。
人的潜意识在制造疾病时，确实在很多情况下运用了医学、卫生学、保健学、养生学等关于疾病的理论。
很多疾病确实是被这方面的文化暗示出来的，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譬如癌症，现代医学、卫生学、康复学、养生学等，不知指出了多少种致癌的食物、致癌的物质、致癌的生活方式、致癌的自然条件、致癌的各种因素和各种公式。
几乎到处都是致癌的危险，到处都是致癌因素。
然而，恰恰忘记了它们关于这一切的理论、公式、说教本身也可能成为致癌的因素。
譬如，还是讲乳腺癌，临床上确实发现其发生率独身妇女较已婚妇女高，婚后从未生育者较生育者高，生育后从未哺乳者比正常哺乳者高。这些发现是事实。我们如果正确地也有分寸地宣传它、使用它，对预防乳腺癌是有益的。
然而，倘若超过限度，立刻变为有害。因为相信一些女性会因各种原因独身，又有相当一些女性婚后不育以及生育后不能正常哺乳。这时若用这样的说法去“威慑”她们，暗示她们，对其心理迫害是可想而知的。那就完全可能如同本章前面写到的案例，暗示出乳腺癌来。
因此，即使是正确的判断，如“生育后未哺乳者乳腺癌发生率高于哺乳者”，在实践中也可能有两种作用。
如果它使女性尽可能哺乳，减少了乳腺癌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就起了好作用。
如果它因为暗示作用增加了某些女性患乳腺癌的可能性，那么，就起了坏作用。
至于许许多多的似是而非的致癌公式，就更需要严格而慎重地审视了。
有些没有根据的判断、轻率的判断、武断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就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因此，对于一切疾病发生的理论，我们都要特别严格地审查。
第一，这种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第二，任何正确的理论也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
第三，它是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变化的。
第四，任何正确的理论，并且是注明了条件与限度的严谨的理论，在实践中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指引认识疾病发生的规律，以利于防病治病；另一方面，它又给人类社会增加了一个暗示疾病的公式。
因此，任何医学、卫生、保健、康复工作者都应该学会如何全面地考察并运用一切有关疾病发生、发展的理论。
要谨防增加人类社会暗示造病的逻辑。
文化，或者具体说医学等学科有关疾病的理论，如何转化为潜意识制造疾病的逻辑程序呢？
我们的“新疾病学”对此有何阐述呢？
人接受外界信息，就心理系统而言，有两种方式。一是接受“明示”，那是显意识的事情，理性思维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理智对各种所谓理论、学说、公式、判断的直接记取。这都是“明”的事情，都是我们理智自觉的事情。
另一种方式是接受“暗示”。那是潜意识的事情，是我们的显意识、我们的理智不自觉的事情。例如，宽阔的大海在我们面前，它什么话也没讲，却通过暗示使我们的心胸也变得开阔。又例如，人在催眠状态中，理智什么都不知道，但催眠师的语言以暗示的方式直接影响了人的潜意识。
二、人的潜意识是接受并储存外界所有暗示的沉积。
任何暗示进入潜意识后，或许会立刻对人的生理、心理系统发生影响。
或许会成为程序库存起来，到必要时发生影响。

孟姝轶

第十二章
可能直接暗示造病的医学、卫生文化（二）


三、所有接受“明示”而获得的信息，都可能在一定情况下转变为暗示，进入潜意识。
有关疾病的各种理论，最初都是接受“明示”而进入显意识的。
然而，它通过许多机制会转为暗示进入潜意识。
那样，它就可能成为潜意识制造疾病的逻辑程序了。
疾病在一定意义上是人想得而想出来的。当然这不是理智地想而想得出来的，而是潜意识（无意识）“想”出来的。
任何逻辑只有进入潜意识之后，才能成为潜意识的“思想”逻辑。
四、明示转为暗示的机制之一：重复。
任何有关疾病发生、发展的理论、观点，只要反复重复，那么，它就像催眠曲一样，把人催眠了，就成为进入潜意识的暗示语。
即使是毫无道理的理论，我们的理智并不接受它，然而，它若在我们耳边重复一万遍，就可能对我们产生影响，就可能进入潜意识，成为对身心有影响的暗示语。
我们知道，人在催眠状态中，催眠师的暗示语会对被催眠者起到很大的影响。曾经有过这样的实验，催眠师把一块冰放在被催眠者的手臂上，暗示他是在用烙铁烫他。于是，被催眠者与冰接触处的皮肤出现明显烫伤。
催眠中的暗示效果，是我们揭示潜意识制造疾病的钥匙。人类相当一些疾病，是被反复宣传的一些疾病理论暗示出来的。
五、明示转为暗示的机制之二：人在催眠与类催眠状态中。
在催眠状态中，催眠师只要说一句话：喝生水会致癌。那么，这句话从此就会对被催眠者有暗示作用。他只要喝生水，一定的心理、生理机制就可能使他产生癌症的联想。
人并不是经常在催眠状态中。催眠并不是通常运用的医疗手段。
然而，人却经常处在类催眠状态中。
譬如，半醒半睡眠的迷糊状态，各种昏迷状态，因为受到身心打击而处于精神崩溃状态，醉酒状态，气功修炼的恍惚状态，各种各样的神志不清状态。
在一些类似催眠的状态中，任何关于疾病发生、发展的说法，都可能像催眠中的暗示语一样，立刻输入人的潜意识。
因此，对于神志不清的病人，对于类催眠状态中的人，我们的医学一定要用语慎重。
六、明示转为暗示的机制之三：易受暗示的素质。
有些关于疾病的说法，对于一般人来讲，听上一两遍，没有什么作用。然而，对于有些特别易于接受暗示的人，就可能立刻产生影响。
这些人往往敏感、压抑、内向、懦弱、艺术型、冥想型，有些人还有明显的癔病倾向和其他神经症倾向。
对于这样的人，有关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危险性，有关疾病发展的可能性、危险性，有关死亡的可能性、危险性都要慎而又慎地讲说。
然而，我们的医学界，我们的卫生、保健、康复界，特别是那些公众传播媒介，却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用这些理论去暗示人。
要谨防这里有害的一面。
七、明示转为暗示的机制之四：讲述者的权威性。
对于一个不易受暗示素质的人，如果讲话的人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例如某专科的医学专家，他的关于疾病的各种说法，同样能威慑对方的心理，成为对对方心理有巨大暗示作用的暗示语。
一般说来，医生对于病人总是权威的。
医生的话，对于病人一般都是有暗示作用的。
如果是权威的医生，那么，他的话对于病人就更加权威了，更容易具有暗示力量了。
八、上述的四个机制其实在原理上是相通的。
重复，可以增加任何一种说法的权威度。
而权威的讲话，一句顶一万句，等于重复。
一般人在催眠、类催眠状态中就变成了易受暗示的人。
而易受暗示素质的人，他的通常状态也多少有些接受一般人的类催眠状态。
等等。
总起来，暗示由两个方面构成。
暗示的发出；
暗示的接受。
暗示的发出强度越大，暗示的作用越大。权威度、重复度都可能影响暗示发出的强度。
暗示接受的灵敏度越大，暗示的作用越大。在这里，接受者的状态、素质越是缺乏理智控制力，越具有灵敏度。
九、有关疾病发生、发展的各种理论，通常被人记忆下来，并不一定具有制造疾病的暗示力量。
它只成为常识。而且理智对其有评判，有审查。
然而，当人处于以下两种情况时，“常识”立刻会转为暗示语。
第一，人因生理、心理受到打击而处于精神虚弱状态。这时，他成为易受暗示的人，他的心理机制瞬间可以把记忆中的常识转化为自我暗示语而制造疾病。
第二，当人有了生病的需要时。
十、不仅有关疾病的医学理论、观念可以成为暗示，所有的医疗行为也可能成为暗示。体检、诊断、治疗、住院、各种医疗实践都可能对病人形成疾病的暗示。
都可能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巩固疾病，巩固病人的病人角色。
都可能在治疗一种疾病时，又暗示出其他种疾病。
很多医院生活（如住院），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是暗示制造疾病的场所。俗话说，好人也能住（院）出病来。
十一、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有暗示作用的文化还不仅局限于医学、卫生学等。
还包括社会的各种民俗、习俗、生活禁忌，等等。
各种各样的“防病治病”民俗、习俗、禁忌文化，既有防病健身的作用，也有暗示疾病、制造疾病的作用。
例如中国传统的养生术极其强调“保精”。这里包括节制性生活的含义。这种文化使人极其爱惜自己的性能量，把射精当做极大的消耗。
这种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养生有作用，但同时，它又起了很不良的暗示。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人，往往在正常的性生活之后，精神支出甚大，反而消耗了自己。
结果有可能使人成为身心不健康的疾病患者。
总之，医学、卫生、健身、养生文化，一方面是人类防病、治病、健康的依靠，另一方面，它经常转为暗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潜意识制造疾病与不健康的逻辑。

孟姝轶

昨天补听老师周六的语音课，发现老师说不要每个日记都单开贴子，可以以回复的形式补充内容。好吧，朝闻道，马上就改。{:7_141:}

孟姝轶

第十三章
给疾病“好处”的伦理道德文化

我们的社会文化给疾病以“好处”的“十大逻辑”。
必须指出“给疾病以同情与照顾”等法则既是非常必要的，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害的。
要使我们的文化尽可能不做培育疾病的温床，而做创造健康的逻辑来源。

我们在上一章讲到：潜意识制造疾病，运用社会文化作为自己的逻辑程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运用医学、卫生文化，作为直接暗示而制造疾病的逻辑。
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一章将讲到的，运用给疾病以“好处”的伦理道德文化，作为制造疾病的逻辑。
第三个方面，是运用语言文字文化，确定疾病的具体形式。这将在下一章讲到。
对医学、卫生文化的考察，我们已得到结论：它一方面是人类防病治病的依靠；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潜意识暗示造病的逻辑来源。
现在，我们对给疾病“好处”的文化——主要是伦理道德文化进行考察。
人生病之所以能得到“好处”，是因为社会给疾病以“好处”。
任何一个人生病不都常常少量得到他人的同情与照顾吗？
制造疾病以求取好处的逻辑与社会给疾病“好处”的逻辑是对应的。
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反映。
如果社会不给疾病患者以任何好处，疾病又怎么能得到好处呢？潜意识又怎么会运用疾病去获取好处呢？
我们前面讲到，疾病有二十大好处。那是潜意识制造疾病的“目的性”，是其根本的逻辑程序。
而这些逻辑程序，说到底是潜意识从社会文化中汲取来的。
社会给疾病以“好处”，主要体现在有关的伦理道德文化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样的文化呢？
人类的伦理道德文化给疾病以“好处”，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现代人类对于这一点，要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在一般的动物世界中，疾病大概没有什么好处。即使在那些成群生活的动物中，疾病大概也很难得到什么同情与照顾。成群的野马、野牛在大规模迁徙跋涉中，所有的老弱病残者无一例外地受到淘汰。整个群体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抛弃在沿途的荒原或猛兽的猎食中。
这种淘汰原则，是符合这些动物群生存需要的。
然而，人类自从结成社会，形成自己的文明生活后，大概就有了同情弱者、照顾疾病患者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一般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有所发展的。
这大概也是与人类这种文明的社会性高级生命的生存利益相符的。
人类社会文化的最高原则是生存的需要。
然而，任何文化在发展中都可能出现畸形变化，都可能偏离合理的界限而陷入谬误。
对于疾病，应该给予同情与照顾，就像对于弱者要给予同情与照顾一样。
人类永远需要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所有成员都有战胜疾病，获得健康的更大的机会。才能维持人类整体的兴旺。
然而，如果这种给疾病“好处”的文化，一方面在帮助人类战胜疾病，另一方面又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疾病，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一方面是人类整体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可能是腐蚀人类的“毒品”，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进行分析了。
可以确定地说，一味宣扬给疾病以“好处”的文化，对人类未必是件好事。
生病之所以有那些“好处”，是因为社会给予“好处”。
让我们具体看一看，社会文化如何给疾病以“好处”，它有哪些逻辑——不成文、不成法，但却放之四海而皆准。
一、有病就该受到同情、照顾。
二、有病就可以休息。
三、有病就可以推卸责任。
四、有病就可以推迟任何允诺、约定的执行。
五、有病就可以得到宽恕。
六、有病就可以免缓应受的制裁。
七、有病就可以证明爱情。
八、有病就可以证明负重，证明美德。
九、有病就有理，有病就厉害，有病就能战胜他人。
十、有病就可以表达一切不满，调整各种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给疾病以“好处”的“十大逻辑”。
或者说十大法则。
就是这十大法则，一方面在帮助疾病患者战胜疾病，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疾病，或者说诱使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疾病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及存在有着许多社会性因素作背景。
疾病在现代社会中有着特殊的功能，特殊的位置。
有关它的一切文化是个复杂的课题，很难做简单的评判。
如果仅仅从医学、卫生、健康学的角度考察，那么，问题就单纯了。
在这里，唯一的标准是人的身心健康。
于是，我们必须对给疾病以“好处”的文化一分为二。
我们必须指出“给疾病以同情与照顾”等法则既是非常必要的，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害的。

我们的“新疾病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理论与态度，系统扼述如下：
一、它首先认为，人类社会中有一种专门给疾病以“好处”的文化。这种文化一般是属于道德伦理范围内的。
这种文化，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克服疾病，协调全体，生存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培养、诱导疾病产生的温床。
二、给疾病以“好处”的文化，概括起来是：“有病就该得到同情，给予照顾”等十大法则。
三、给疾病以“好处”的文化，是通过各种暗示方式进入人类每个成员的潜意识中，成为他们制造疾病的诱惑和程序的。
一个人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文化的暗示中。婴儿从其诞生起，一般就享受着“有病就多受爱抚与照顾”的待遇。他的任何生理上的不适，只要一诉诸于眼泪，立刻就会换来父母的关照。他的每一次小小的疾病，都会得到加倍爱抚与照料的好处。
婴儿从小就浸泡在这种“有病就有好处”的法则中。
婴儿时期所受到的这种法则的反复暗示，可以说是深入潜意识的，是根深蒂固的。
每个人从小已经把“有病就有好处”的逻辑输入到自己的心灵深处了。从小就关于运用疾病来争取各种好处，达到各种目的了。
孩子从小就用哭、用大哭、用哭得喘不过气来、哭得咳嗽、呕吐来战胜父母亲长。发展开来，就会用各种疾病战胜父母亲长。
任何人在他的幼儿时代，都已经学会并掌握制造疾病、争取好处的各种程序了。
四、一个人在幼儿时期就根深蒂固种下的“有病就有好处”的程序逻辑，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不会减弱，而且还在不断强化、发展。
一是在家庭生活中被强化。家庭是“有病就要多受照顾”的典型环境。家庭是“有病就有好处”最多、最显著、最集中的环境。生病能够调整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战胜家庭其他成员的有效手段。家庭成员中的全部生病经历，都可能加强幼儿时期接受的“有病就有好处”的暗示逻辑，而且将其更加具体化。他们知道有病将得到哪些好处，将如何得到（过程）那些好处。
二是在社会生活中被新的暗示重复而强化。有病可以请假不上学，有病可以休息，有病可以不做作业，有病可以对学习不好推卸责任，有病可以得到老师、同学的同情、看望。
随着年龄再大一些，直到走上社会工作，这种“有病就有好处”的公式还继续对一个人暗示着。
五、一个人接受“有病就有好处”的文化暗示，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受各种宣传、各种身边发生的生活的反复暗示。
这个世界不是经常宣传对疾病患者的各种关照吗？生活中不是不断有人因生病而得到各种好处吗？
好处不是有我们说的二十种之多吗？
这个人病了，得到了照顾与同情；那个人病了，得到休息；还有人病了，免上法庭受审；再有人病了，感动了女友；还有人病了，免去下乡出差之苦；还有人病了，推卸了责任；还有人病了，被舆论赞扬为鞠躬尽瘁，等等。
所有这一切见闻，都在暗示一个逻辑：生病的好处很多。
另一种方式，就是自己生病的亲身体验。每一次生病都得到某种、某几种好处。
由此，像中毒一样受到暗示的腐蚀。
只要遇到类似的情境与需要时，心理深处就会止不住受到疾病的诱惑。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一生中完全拒绝疾病的好处之诱惑。
六、有些人被“生病有好处”的逻辑程序牢牢控制住心灵，陷在疾病及疾病的角色中不能自拔。
有些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疾病来解决面临的家庭矛盾；用自己的疾病维系着夫妻关系；用自己的疾病折磨着爱人与其他家人；用自己的疾病来推卸家庭责任与义务；用自己的疾病来表达家庭生活的痛苦与不满；用自己的疾病来获取同情；用自己的疾病麻木自己、“充实”自己——自我折磨也常常带来中毒上瘾的生活依托感；用自己的疾病把子女拴在身边；用自己的疾病当成一种说法，交代周围相关的人。
有些人用疾病来解决自己政治处境上、社会处境上、工作处境上、人生处境上的各种困难与危机。
政治上受打击了，遭厄运了，可以生病；被降职、撤职、处分了，可以生病；事业上受挫、失败、失意了，可以生病；生意破产了，可以生病；退休了，无聊了，可以生病；各种难过的情况都可以生病，用生病来解决一切问题。
有些人因为工作太忙了，太紧张了，承受不了而生病；还有人因为要表现自己的劳苦而生病，生病仍继续工作，便受到社会称赞：带病工作，于是，就继续生病。
生病有各种“好处”。
生病生得“上瘾”。
七、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生病，与他的社会-心理环境有极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与他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疾病在一定意义上是被社会-心理环境造出来的。
在一定意义上是被生活造出来的。
生活中有了“生病的需要”，潜意识就一定会根据“生病有好处”的逻辑，找到相应素材（包括自然性、社会性刺激与压力），以一定的方式制造出某种疾病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体（身心）疾病来源于“生活疾病”。
生活有病，必然导致人体有病。
生活无病，人就不会生病。
人体是否健康，其实很确定地反映着生活是否健康。
一个人的健康善，反映着他生活的健康状况。
一个社会的整体健康状况，反映着一个社会整体生活的健康状况。

孟姝轶

八、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疾病都是既是自然现象（生物现象），又是社会、文化现象。
没有一种疾病能完全排除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任何人生病都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心理环境中。
对疾病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必须进行洞察。
任何疾病都能影响一个人与家庭成员及周边人际关系。
看到疾病的这种“情势性”，看到疾病必然潜藏的某种“好处性”，这是我们的医学要具备的眼光。
否则，我们就可能对疾病推动正确的处置原则。
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要掌握对待疾病的正确原则。
九、对待疾病的正确原则就是：
一方面，我们应该给疾病以必要的同情与照顾，应该给它必要的“好处”。譬如，过劳，就需要休息；过于紧张，就需要缓解；负担过重，就需要有所减轻；受到冤屈，就要给予平复；受到伤害，就要给予安慰，等等。在这里，我们把疾病看成是患者对自己的某种合理“警示”，看成患者对周边环境发出的求援信号。
另一方面，必须要看清在一定程度上疾病是潜意识按照“生病有好处”的逻辑制造出来的。
要看清这个目的，这个基本的心理机制。这样才能对自己或对他们的疾病有确切的认识，才知道给“好处”在什么程度上是必要的，在什么限度外是有害的。
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对疾病的所有照顾与关注，要有助于战胜疾病，绝不能培育和助长疾病。
十、对于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清醒地审视自己的疾病，绝不要陷入运用疾病求取好处的逻辑中。
我们只是从自己的疾病中看到它的警示，然后自觉地适当调整自己的生活与人际关系。
但绝不要沉溺于用疾病求取好处的程序中。
要看清自己的潜意识。
不要被它操纵。
不该用疾病来达到不该达到的目的。
说到底，疾病是有害于自己、有害于家庭、有害于社会的事情。
疾病是件愚蠢的事情。
我们应该对自己宣布：
第一，用疾病来博取同情与照顾是可怜的。
第二，用疾病来表达情感，情绪是愚蠢的。
第三，用疾病来表示忏悔，自惩是不足取的。
第四，用疾病来争取休息是短见的。
第五，用疾病来回避矛盾是软弱的。
第六，用疾病来推迟兑现诺言是无能的。
第七，用疾病来推卸责任是可耻的。
第八，用疾病来表达爱情是矫情的。
第九，用疾病来证明自己的辛苦耐劳是拙劣的。
第十，用疾病来调整周边关系是最下策的。
第十一，用疾病来解决家庭矛盾、调整家庭关系是有害的。
第十二，用疾病来战胜爱人、家人是拙笨的。
第十三，用疾病来解决社会、政治、人际关系是懦弱的。
第十四，用疾病来战胜环境是可悲的。
这十四个原则，应该成为每一个对争取自己健康有决心、有信心的人的格言。
要使这些格言不仅停留在理智上，而且使其深入自己的潜意识。
在心灵深处铭刻下这样的逻辑。
十一、对于他人，无论是作为患者的亲属，还是朋友、同事，我们都应该遵循：一切为了患者战胜疾病，获得健康的原则。
一方面，要有必要的乃至充分的照顾、帮助。帮助患者解除各种造成疾病的压力，如过劳，过于紧张，过于压力大，有各种情感冲突，有家庭、周边环境的尖锐矛盾，其他难以解决的实际矛盾，等等。
这都是实际的帮助。
另一方面，避免用无原则的、多余的同情与照顾腐蚀患者，助长他的疾病心理。
各种各样滥用的安慰、同情、照顾，有时恰恰可能是培育疾病的暖房。
特别是家人之间，亲人、爱人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对疾病的种种温情照顾，或是溺爱，或者是小心陪侍，一方面是患者得以战胜疾病的最大支撑，另一方面常常又可能是影响患者康复的最大障碍。
要帮助、支持、鼓励患者战胜疾病，而不是用过滥的哄慰、照顾加强患者的病人角色。
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关心。
十二、把对自己、对他人的态度扩展开，就是对整个社会的方针了。
整个社会，整个文化，应该如何对待疾病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人类社会应该是温暖的，不该是冷酷的；应该是团结友爱的，不该是分裂敌视的。
然而，温暖、团结、友爱，不该用过滥的同情与照顾来彼此腐蚀，制造疾病；而应该用相互的理解与支持，彼此鼓励，创造健康。
对疾病应不应该给“好处”，这个问题必须是有分析、有区别的。
就整个社会而言，我们必须认清对疾病给“好处”的现有文化，有其主要的利的一面，也有其次要的弊的一面。
应该做这种有分析的教育与宣传。
一方面，我们依然要强调对疾病给予照顾的人道主义，要提倡人类救死扶伤的道德崇尚；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知道界限在什么地方，如何使人明白：给疾病以“好处”的文化，有时恰恰可能是制造疾病的逻辑来源。
我们从婴儿的养育开始，就要注意如何培养婴儿的正确心理逻辑。
对婴幼儿的溺爱，对其成长是有害的。这一现代人类通常知道的原则在健康问题上，在健康学意义上，也同样是真理。
要在婴幼儿的心理中输入疾病是有害的逻辑，而不是疾病是有好处的逻辑。
要用各种方式来实施婴幼儿的教育。
我们要从小就教育后辈：健康光荣、健康幸福、生病是最没本事的、生病是最糟糕的、健康也能享受到更多的关爱。
我们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要有更充分的健康学教育。
人类要有新的健康文化，要有新的健康时尚。
要使我们的文化尽可能不做培育疾病的温床，而做创造健康的逻辑来源。
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然而，它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为的事情。
我们的“新疾病学”今天发出的见解，或许就是抛砖引玉的先声。

吉-唐

震撼人心啊！努力摆脱疾病的诱惑!

滇一欢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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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鱼

谢谢分享